冀鲁边区形成于全民族抗战爆发的1937年，以山东德州为中心，西起津浦铁路，南濒黄河，东临渤海，北抵天津独流减河，包括了当时隶属于山东北部和河北南部的20多个县，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是八路军挺进山东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创下了山东抗战史上的多个第一。冀鲁边区模范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多元化统战实践，使边区呈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进步力量要求抗战，伪顽势力有所分化并更加孤立”之局面，在党的统战工作史上书写了光辉篇章。

    联合国民政府乐陵县县长投身抗日。1938年5月，牟宜之在其舅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介绍下，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为乐陵县县长。牟宜之来到乐陵后，胸怀抗日，组建抗日武装，镇压地痞流氓和土匪。但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压力下，其长期徘徊在“十字路口”。为此，边区军政委员会诚邀牟宜之共商抗日大计，并多次向其宣传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策略。牟宜之看清了抗日的前途和依靠力量后，积极支持共产党抗日，并出资数万大洋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购置棉衣。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对牟宜之的行为大为不满，对其处处压制。正在他苦闷彷徨之际，萧华率部来到冀鲁边区。在萧华的教育引导和动员下，牟宜之坚定了联合共产党抗日的决心，把县政府钱款积蓄全部交给八路军支配，将县政府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挺纵”泰山支队，使乐陵成为一个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牟宜之的行为，周恩来曾给予高度评价：“倘若在抗日战争伊始，中国有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力、财力、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孤立、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共力量。1938年9月，八路军“挺纵”到达冀鲁边区后，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密谋实施反共的“冀鲁联防”，企图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把八路军“挺纵”赶出冀鲁边区，以限制根据地发展。沈鸿烈来到鲁北后，以“统一政令、军令”为借口，打击边区抗日政权及军民，意图撤换“亲共”县长牟宜之。针对这一情况，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通过会谈的机会尽力说服沈鸿烈放弃成见、共同抗日。利用国民党第三路军手枪旅旅长吴化文与沈鸿烈的矛盾，与吴化文订立了互通情报、互相联络等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还组织万名群众阻拦沈鸿烈把牟宜之强行带走。最终沈鸿烈无功而返，退居鲁南。与沈鸿烈的阴谋不同，鹿钟麟妄想用武力消灭津南的八路军，他收买了盐山反动民团头目孙仲文，指使其大搞反共军事活动，造成冀南军区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牺牲。针对孙仲文之辈顽敌，冀鲁边“挺纵”在对其多次教育、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予以坚决消灭，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

    团结争取国民党高树勋部抗日。1938年12月，蒋介石抽调高树勋部进入冀鲁边区，与八路军搞政治军事“摩擦”。高树勋是冀鲁边区盐山县人，本人倾向于抗日，因此常受顽固派排挤。萧华认为他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对其进行了积极争取。一是对高部进行抗日宣传教育。萧华等“挺纵”领导数次前往高部驻地，与其交换对抗日形势的看法，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派人专程送信，恳切劝诫高树勋认清形势，不要与石友三、张荫悟等辈为伍。二是对高部中马皋如等反共分子挑起的种种“摩擦”阴谋，予以揭露和坚决回击。以马皋如为首的顽固派，网罗地方武装袭击宁津县城，在高部掩护下四处暴力催粮派款，从而挑动八路军与高部发生冲突。对此，萧华等“挺纵”领导一方面在军事上给马皋如以迎头痛击；另一方面积极同高树勋交涉，成功使其与顽固派划清界限。1939年7月，高树勋部在乐陵宁家寨陷入日军重围，在向国民党军求援无果的情况下向八路军“挺纵”求援。“挺纵”的果断施救感化了高树勋，其不久便毅然率部撤离了冀鲁边区。1945年10月，任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树勋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成为解放战争中第一位率部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对伪军伪组织进行争取瓦解工作。由于冀鲁边区艰苦的抗战条件与形势，特别是进入抗战中后期，部分地方武装或国民党军投靠日伪。对此，冀鲁边区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伪军工作总的方针政策，确定“打击、孤立、警告、分化最坏的，掌握利用较好的，争取、控制一般的”具体政策。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伪军工作：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过来，为我们做工作，或成为我们的武装力量；运用各种关系做伪军家属的工作，使做伪军工作成为家家户户的任务；对伪军采取喊话、写信、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加强攻心战；打击首恶，对死心塌地的汉奸、伪军头目予以坚决镇压，惩一儆百，推动中间力量向抗日方面转化；破坏敌人的“保甲制”，争取和掌握伪政权，使其成为进行敌伪工作的桥梁。以上措施实现了对伪军“内线工作与群众性工作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普遍宣传教育与重点打击相结合”，成功争取瓦解了部分伪军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