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断雁门关交通运输线。10月16日，朱德、彭德怀电命三五八旅副旅长李井泉“率兵一营附电台，经崞县代县之线以西山地，星夜赶占雁门关，彻底破坏道路，抗拒援兵”。该旅七一六团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设伏，于18～21日两次伏击敌汽车运输队，毙伤敌军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几度切断敌大同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粮、弹、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四位将军血洒疆场

　　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讲话中例举的12位“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的“崇高伟大的模范”中，有四位是在忻口会战中英勇殉国的国民党将军。他们是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少将、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少将、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少将。

　　忻口会战是保卫太原的关键战役，受到蒋介石的高度关注，10月13日，他给在忻州城内的忻口会战总指挥卫立煌打电话，令其严守忻口防线，规定：“军、师长均须上火线，违者处以死刑！”卫立煌立即将全国最高统帅的这一军令传达公布，要求各守军将领身体力行。

　　郝梦龄所部第九军原驻防贵阳，卢沟桥事变后请缨北上抗日，获准后开赴华北前线石家庄，编入第十四集团军。这时雁门关已经失守，忻口成了晋北的最后一道防线，郝梦龄率部于10月初到达忻口，按卫立煌的部署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10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集中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立体”密集火网，倾全力向忻口主阵地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敌火力准备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蔽部，炮火一停马上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敌人志在必得，我军宁死不退，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战况异常惨烈，敌我双方损失惨重，阵地前布满了敌人的尸体。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主力在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争夺战，一昼夜阵地13次易手，第九军在第7次夺得204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百余人。16日凌晨，我反攻大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炮声如雷，杀声震天，担任反攻指挥任务的郝梦龄亲临前线督战，连克敌人几个山头。晨5时天色微明，郝梦龄恐怕天亮后我军阵地受敌炮火威胁，难以巩固，于是挥兵奋进，乘胜追击。敌军以机枪、手榴弹掩护后退。这时，郝军长进到最前沿阵地，距敌只有200米，在通过一段隘路时，郝梦龄被敌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

　　刘家骐，1937年夏陆军大学毕业任第五十四师师长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后，刘请命担当抗日前驱，获准后即率部北上。10月4日午夜抵达忻口抗日前线，奉命坚守忻口镇、金山铺、三家庄、王会村一带阵地。10月16日黎明，在指挥前沿部队夺回南怀化高地时，不幸中弹，为国捐躯。

　　郑廷珍，所率独立第五旅原驻防安徽霍县，卢沟桥事变后亲自到南京代表全旅官兵请战。获准后编入第九军开赴忻口前线。10月16日凌晨2时，204高地反攻开始，郑廷珍杀敌报国心切，不顾警卫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到前沿阵地指挥。不幸，突遭日军机枪的猛烈射击，当场中弹，血洒疆场。

　　姜玉贞，晋军第一九六旅旅长，为给部署忻口会战争取时间，该旅受命死守原平。从10月1日接敌起，姜旅长总是手提驳壳枪，腰别手榴弹，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敌人突入市内，厮杀呐喊声在巷战中响成一片，日军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巨大代价。战到10月10日傍晚，我军阵地上只剩下两三百人，被敌包围在最后一个院落。官兵们虽然精疲力竭，但一直顽强战至深夜，胜利完成坚守原平10天的任务。突围中姜玉贞不幸中弹，英勇殉国。

　　寻访忻口会战遗址

　　笔者前些年去忻口参观，看到昔日的战场上，中方屯兵和储存弹药物资的四十七座窑洞尚存，但有的被群众圈养牛羊、堆放杂物占用，有的洞口被饭馆、旅店等建筑物封堵，有的被雨水冲塌荒废。为国捐躯的万余壮士，至今找不到一处坟茔痕迹，倒是每逢大雨洪水冲刷，常常在土层下面露出散落的白骨。周恩来、彭德怀与忻口前线总指挥卫立煌会商作战部署的指挥所，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性标志。郝梦龄等壮烈殉国的204高地，参观者都寻找不到位于何处。

　　据当地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血洒忻口疆场、被毛泽东誉为“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事后授予《革命烈士证书》的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的两个女儿郝慧英、郝慧兰，千里迢迢来忻口凭吊先烈，但是没有找到一处标志性纪念设施；80年代，曾在忻口鏖战23天吃尽苦头的日本老兵的几个后代，越洋过海专程来此要看看忻口这座“铜墙铁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无人向其讲解，也没有任何说明性文字可供其参阅，失去了一次向侵略者后代进行宣传工作的机会。

　　20世纪末，有位曾在忻口关子村插过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赵保林，出资十余万元，在忻口隘口西山坡上建了一座“忻口战役纪念墙”，在墙体一侧镌刻着国共两军部分将领和阵亡烈士的名字。当曾经参加过忻口会战的国民党军官后代，看到国共两党阵亡烈士的名字并排镌刻在同一墙面上时，感慨万千，欢欣鼓舞。然而，纪念墙尚未完全竣工，便因资金不足至今仍在一片废墟上。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少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