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这是因为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不仅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而且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召开的1200多次会议中，八七会议是唯一同时具备以下七个特点的会议。

　　第一，环境险恶。

　　八七会议是在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公开“分共”后22天、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全面失败的时候召开的。

　　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之前，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发布镇压工农运动的禁令，解除工人武装，解散农民协会。7月13日，国民党反动派就在汉口新市场公开杀害江岸铁路工会秘书、共产党员宋继武。此后，武汉三镇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干部被杀害。7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制裁共产党员之训令》，明令各军军长停止所属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的职务，严密调查一般共产党员的言行，对所谓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予以惩办。7月29日，汉口人力车夫工人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举行罢工和游行，惨遭反动军警镇压，当场被打死2人，打伤10余人。7月30日，武汉全市戒严，禁止开会和游行。8月1日，汪精卫“宣布共产党员为叛徒，应明正典刑”，“下令讨伐贺龙、叶挺”。8月初，反动军警即开始在武汉街头不停地巡逻，以各种借口挨家挨户清查户口，便衣暗探在大街小巷盘查中共要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份，仅武汉报纸报道的在刑场上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有100多人，没有报道的或用其他方式杀害的更是不计其数。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据后来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000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不知何去何从。工会农会被查禁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沉。原来生气蓬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从7月中旬开始 ，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中共中央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会议无疑是极其危险的。经过反复比较选择，最后将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二楼。这里是共产国际代表拉祖莫夫夫妇的住所。这幢楼房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公寓，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通，发生情况，便于撤离；一楼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不大引人注意。因此，在这里开会比较安全。作为会议唯一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第一个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会议当天，代表们分批到场，有的是按通知自己找来，有的由交通员带来；有的从前门进，有的从后门入。8月的武汉，火炉一般，但为了保密，代表们进入会场就不能出去，甚至连门也不能开。为防万一，女主人拉祖莫娃在门口望风，代表们的午餐只是就地吃面包。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分批撤离。邓小平完成善后工作，最后一个离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但没有哪次会议的环境像八七会议这么险恶，没有哪次会议的气氛像八七会议这么紧张。八七会议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决定了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

　　第二，准备充分。

　　八七会议之所以能很短的时间取得重大成果，是因为会议之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材料准备。

　　1927年中共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为挽救革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先看共产国际。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农工，组建自己的可靠的军队；成立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一指示虽因多种原因未能贯彻执行并因罗易泄密而为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提供了借口，但是它提出了挽救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方针的转变提出了总体思路。7月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抗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行径。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要求中共必须做到：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为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再看中共领导层。在四五月份举行的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他的油印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实际上是批评陈独秀。恽代英明确表示赞成瞿秋白的小册子。瞿秋白还与任弼时、蔡和森等一些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政治和组织问题报告，罗亦农也对陈独秀的报告表示失望。5月马日事变以后，毛泽东对从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同志们说：“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张太雷领导的湖北省委制定《关于对国民政府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提出“整军经武，准备应变”，准备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蔡和森也提出“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这些思想和主张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许多人的共识。它说明面临革命失败，中共领导人对于革命的转变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和应变之策。

　　关于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问题，７月８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作出了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7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面建议》，其中第三条是“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第七条是“责成中央全会立即着手筹备党的代表会议”，第八条是“立即向中国派遣一名有影响的俄国工作人员”，取代被召回的鲍罗廷。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鲍罗廷主持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不再视事。临时中央政治局一成立，立即着手筹备紧急会议。“七一五”之后，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就隐居在汉口德林公寓，进行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23日，新派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和瞿秋白、张国焘见面。7月26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到南昌向周恩来、李立三传达有关起义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同罗米那兹一起负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起草等各项筹备工作。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从中共中央改组算起有25天，从罗米那兹到武汉算起也有半个月。到8月初，已经拟好了会议的5个文件，确定了会议的各项议程。

　　第三，代表多样。

　　八七会议是一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紧急会议，所以出席会议代表的身份就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八七会议共有正式代表21名。其中：

　　中央委员10人：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3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

　　青年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湖北、军委代表各1人：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

　　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其助手牛曼和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

　　从以上情况看，中共五大选出的31位中央委员、14位候补中央委员、7位中央监察委员和3位候补监察委员均未到齐，由55人组成的第五届中央领导机关中参加会议者未过半数。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如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昌等已赴南昌发动起义，一部分人如彭述之、罗章龙、刘少奇、易礼容、夏曦等不在武汉无法参加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接到了通知，赶到武汉时会议已经结束。因此，地方代表只有湖北、湖南和上海3处。湖北代表郑超麟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是省委书记罗亦农临时通知他参加的。湖南代表是省委书记彭公达。上海代表则是即将赴任的新书记邓中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