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叶挺和项英都是新四军的军政首脑。过去一个是江南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共两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现在叶挺是新四军军长；项英是副军长。按惯例，在行政上叶挺应该领导项英。可新四军是中共的武装部队，中共有一条原则是“党指挥枪”。项英是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理应对新四军进行领导，也就是说从党的角度看，项英应该领导暂时“在党的组织外”的叶挺。就是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加之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的不同，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磕磕碰碰，直至叶挺两次出走，四次辞呈，项英也向党中央三请罢官。

　　叶挺与项英的不同之处不少，明显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同。叶挺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项英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相容性较差。但两人关键的不同之处是：

　　首先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同。叶挺认为，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无比正确。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迅速壮大自己，是富有胆识的战略决策，应该尽快执行。项英却坚持株守皖南，怕新四军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同时他怕“东进北上”后新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发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国民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迫害新四军的种种阴谋毫无察觉，一再迁就退让。他把许多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自筹武器、经费，迅速发展部队的正确做法，说成是破坏统一战线，是“人、枪、款主义”。一个习惯打游击战，打不了就走；一个主张既要坚持游击战，又要注重运动战。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

　　其次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叶挺不是党员，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党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有关党的军事重要会议他不能参加；项英是书记，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基本上由项英说了算。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手里。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处在“客卿”或统战对象的地位。特别严重的是，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

　　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着装仪表，十分注重军容风纪。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穿着整洁，打扮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出门以马代步，表现得气度不凡；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穿着朴素随便，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他经常和别人说，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叶挺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

　　生活习惯本是小事，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最终导致格格不入。叶挺在１９２８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没有耐心等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队伍，在党外赋闲１０年之久。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脱党、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项英搞“精兵主义”，“以质代量”。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项英认为：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主张守株待兔，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项英争论，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毛泽东特别指出，与叶挺搞好合作，对于领导好新四军，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新四军开始成立时，他只当了个副军长，本来心里就憋着气。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指挥权应在我手里，应该由我说了算。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项英有逆反心理。开始，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时向他传达，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认真考虑，吸收其精华，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令叶挺处境尴尬，心里十分难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叶挺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有时，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例如，１９３８年４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前怕狼后怕虎，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又主张不执行。对此，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告叶挺的状：“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十分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及时提出了批评，要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不要把叶挺当作“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并为便于工作，暂留在党外。这是个权宜之计，形式问题。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

　　在平时的生活中，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他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参谋以及亲朋好友。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军史资料，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