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午1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北平防务。原守卫北平的傅作义部20万人全部开往城外听候整编。至此，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结束。这是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北平入城式，经过前门大街（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１９４９年旧闻：新华社陕北二月三十一日电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北平的国民党军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

　　亲历者说：

　　北平的和平解放，归功于傅作义最后时刻的正确抉择，归因于大势所趋，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推手，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积极活动——平津战事未开，北平的地下党已经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向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渗透。

　　到１９４８年冬，北平地下党员的人数已扩大到了３０００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和‘民联’（民主青年联盟）——当时统称“地下盟”，盟员已有５０００人。

　　陈淑光当时是北平艺专的学生，１９岁的她也参加了“地下盟”。“那时候，青年学生里的地下党员、地下盟员是最多的，清华和北大都被叫做‘小解放区’了。”陈淑光说。她和地下盟的同学们晚上派发传单，“每条胡同挨家从门缝里塞进去”，还抄写了大量的“警告信”，“写给我们知道的特务，警告他们要将功赎罪”。

　　１９４８年底的一天，陈淑光又受领了一项任务：调研北京站的布防工事。她一身学生打扮，夹着几本书来到城墙下，往前踱着步。“右手里拿着管口红，看到碉堡、大炮，就在左手心相应的位置点一下。万一被抓住，我一搓手，他们什么证据也拿不到。”

　　外表悠闲，心情忐忑。其间，还真有小小的惊险：“两个国民党兵跑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在这里转悠什么。”

　　陈淑光看见不远处有所小学，灵机一动，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要到小学去看朋友！怎么，这都不行吗？”说完，她不等两个兵答话，转身就往小学走。

　　“还好当时学校都不上课，门禁管得不严，不然如果到了门口被拦住，那两个兵肯定要追上来抓我。”陈淑光说，走出好远，她还感到背后两道目光一直盯着自己……

　　不久，成套的城防图摆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桌面上，图上清晰地标注了北平城里所有的碉堡、弹药库和其他军事设施。“其实我们这些学生的侦察只起到辅助和印证的作用，详细具体的城防图还要靠地下党提供。”陈淑光说。

　　其中，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功不可没。经过他的策反，国民党军不仅送来了内部的城防图，一位国民党师长还对王甦说：“你们一开始攻城，我就把军官集中起来开会，让部队失去指挥。”傅作义的铁甲车队也与地下党约定暗号，一旦攻城，铁甲车将临阵倒戈，带领解放军破城而入。

　　“我常常在想，傅作义是识时务的，走上了和平改编之路。如果他不走这条路，他的部下也会走，北平的和平解放，是谁也挡不住的。”晚年的王甦每当谈及北平解放之事，都会感慨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时任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崔月犁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中共对傅作义所做的工作，主要通过三个人来完成：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我就是党安排在我父亲身边的传声筒。”傅冬菊曾这样总结她的地下党工作——傅作义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还拔出手枪来对着太阳穴，诸多类似的举动都很快送到了解放军的高层首长那里，以供研判。

　　刘厚同则是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向傅作义谈形势，摆利害。傅冬菊曾回忆，傅作义常对部下说：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反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如果你能顺应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