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所查，圣彼得堂是圣彼得堂，怀恩堂是怀恩堂。圣彼得堂坐落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351号，怀恩堂坐落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75号。圣彼得堂所属宗派为中华圣公会，怀恩堂所属宗派为中华浸会。爱文义路上的圣彼得堂奠基于1898年11月，西摩路上的怀恩堂却迟至1942年方落成启用。

　　董健吾真的“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到延安送信”了吗?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疑董健吾是否真的“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到延安送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里，有“周继吾、张子华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的内容，并还加注，特别点明“周继吾”即“董健吾”，为“中共秘密党员”，“1935年底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另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中，选入了毛泽东在1920年至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其中包括了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宋子文的信。毛泽东在该信中特意写道：“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

　　【口述】

　　“我要是怕杀头，就不会来了。”

　　口述人：董慧芳（董健吾之女）

　　我的父亲董健吾，出生于1891年农历正月初五，董健吾是后来父亲自己改的名字。父亲开始为党工作时，我还很小。虽然他不说，但我已经有些明白。他早就在培养我了。早在我去宋庆龄那里当小交通之前，他就在有意识地培养我了。他带我上街，站在马路上看商店的橱窗，要我特别注意橱窗玻璃里面的人影。玻璃里面折射出来的各种陌生人。我不明白，心想这有什么好看的。其实他是在叫我通过橱窗玻璃看身后的问题。那就是他在教我，培养我加入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他是要我提高警惕，时刻留意周围动静，经常看看身子后面是不是有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在跟踪。

　　我父亲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他也是一个英勇的战士。1936年1月，他到西安见张学良，说要去延安。张学良说：“今天你讲这个话，就是要杀头的。”我父亲说：“我要是怕杀头，就不会来了。”当时宋庆龄和党中央最后一致选定我父亲护送斯诺去延安，也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他的这些特点。当时我才十来岁，在我父亲和宋庆龄之间当交通员。我人小，又是女孩，敌人不注意。那些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不注意。那些国民党的特务不注意。他们都不注意，好多重要消息，重要情报，就通过我来传递。

　　有一天，宋庆龄给了我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藏有一封信。这封信是有胶水的，有图章。这个图章一打了以后，我就晓得这封信很重要，立刻要送。我就立刻跑回家去，交给我父亲，他二话没说，当天就去了宋庆龄家。

　　宋庆龄急着找我父亲是谈斯诺的事。宋庆龄说斯诺来上海找她，说自己想去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宋庆龄问他想去哪里。斯诺说去陕北，采访红军，采访毛泽东。宋庆龄就给了斯诺半张明信片。上面有她亲笔写下的两行英文诗句。她还盖了一个骑缝章。她将明信片从中剪开，一分为二。她将其中的一半给了斯诺，另一半给了我父亲。

　　几十年后，斯诺访问中国，还牢牢记得“王牧师”。我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在等着斯诺，他对我们几次提起，说：“斯诺一定会来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