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纪录，结合中方材料和日方其他部队的作战资料，可看到其中内容有些可信，有些则不尽属实。实战中这支日军的作用与描述颇有出入。

　　这是因为八路军对日军拥有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早有警惕，因此其奇袭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好。早在5月3日，八路军就得到情报:“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总部和129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资料汇集成册，下发 ‘挺身队’和特工人员。”情报之详细，甚至提到了前面所说日军知道“邓小平在太岳”。这也是八路军第一次注意到这支“穿八路军军装的日军”。刘伯承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相关情报，并再次电告太岳军区注意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的邓小平的安全。根据地内部，对敌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其间，日本特务曾经化装到小曲峧“帮助土改”，结果被当地群众识破。这一结果还直接导致此后经小曲峧突袭129师师部的“大川挺身队”提前曝光。

　　否则，刘伯承的总部，就危险了。

    三、日军无功而返

　　益子重雄的部队在5月22日夜向武军寺（日文中为五军寺）的八路军总部部分机关发动奇袭，结果扑空。事实上，早在这一天早上，他们的行踪在桐峪西北老林圪洞附近已经被民兵发现，八路军总部并得到这样详细的报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一百人，后去向不明。” 可见，这路日军刚一出动，身份就已经暴露，根本就没人把他们当作八路军。彭、左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总部开始转移。这份报告成为八路军总部决定迅速转移的有力依据之一。

　　另一路日军大川桃吉部，冒充八路军新六旅一部试图袭击129师在会里村的师部。这支敌军化妆较像，竟然在当地农会帮助下于22日渡过漳河，并在岸边的宋家庄与八路军部队同村吃饭，接着就骑自行车奔袭会里。应该说日军的情报还是比较准确的，动作也很迅捷。不过，当时日军判断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是129师总部。这个错误的信息使大川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因为他的任务是突袭129师师部，怕自己贸然攻击会里打错目标。结果，刘伯承恰好在此时组织129师师部撤离，等大川确认了情报赶到，129师总部已经撤离几个小时了。刘伯承和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是晚上9点离开会里的，大川是11点赶到！

　　接着，日军总部根据129师电台信号，通知大川挺身队继续向王堡追击129师师部。

　　如果被这支日军缠上，刘伯承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因为他的身边带有大量的后勤机关和非战斗人员。正在这时，第五军分区司令皮定钧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了刘伯承这支奇特敌军的动向:“小曲峧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百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这份情报实际上是小曲峧民兵22日就发出的，但因为情报转手，耽误了时间，23日才送到刘伯承手中。

　　如果大川第一次突击更快一些，开玩笑说，这份情报够皮定钧司令上军事法庭了。不过，这足够刘伯承当心这个敌手的第二次打击。129师师部当即第二次转移，大川扑了空，得知刘已进山，感到追不上，只好转向偏关会合日军主力去了。

　　这路日军可说无功而返。

　　四、日军掩饰损失、夸大战果

　　益子重雄部队随后的动向记录颇有些混乱，乍一看似乎该部队神勇无比，竟有百人打垮了八路军总部的印象。但如果明了日军写这类文章的习惯，就有很多文字游戏可以看出来。

　　比如23日和“两千名”中国军队的战斗，这个“两千”肯定是虚数，因为当时八路军总部身边只有欧致富的特务团和729团，且要用于阻击日军主力的攻击，在后方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的兵力。日军和八路军的战斗，搞不清对方有多少人的时候，常常用“两千”、“三千”、“数千”的虚数，反正，也不能一一去数。

　　至于益子重雄部队攻击郭家峪，其实和胡宗南进延安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八路军总部早已撤离。八路军总部撤离的原因当然不是怕了这支只有轻武器的特种部队，而是遭到日军的四面合围——第36师团在西、南，第1、3、4、8混成旅团在东、北，总兵力日军两万五千人，已经压迫到总部周围二十公里左右。八路军选择向东北方向的十字岭突围，是因为那里是无人山区，而且接近日军第3、第4混成旅团的接合部，容易出现缝隙。突围开始后郭家峪已经没有八路军，不要说一百多日军，就是十个，也可以冲进去。八路军总部突围真正的激战，是在十字岭（阻击线在南艾铺），左权将军也是牺牲在那里。

　　日军这类掩饰损失、夸大战果的文字游戏，在其文献中比比皆是。以此文而论，最后有一段伤亡数字的说明，提到益子挺身队经过十天激战，只有两人轻伤，就是荒唐得可以的一例。在此文前面照片的介绍中，提到益子重雄所部三个小队的小队长阵亡了两个，最后却又说整个部队的损失不过轻伤二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文中提到该部23日被八路军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战终日。“两千八路”估计是夸张，彭总身边没有这样多的部队可用，但这样的“白刃战”战斗打了一天居然只“轻伤二人”，就是牛皮吹得太大了。

　　这种写法，在日本的文献中屡屡可见，原因何在？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前面是回忆，后面呢？是直接抄日军当时军报上的数字。

　　为了鼓舞士气，迷惑敌人，日本的军报一向以不准著称。美国海军名将哈尔西就发过这样的电报:“被日军全部击沉的第3舰队,现正全速向着敌军撤退” ——就是讽刺日军军报的夸张。其实，这样的经历，之前一年多哈尔西在西南太平洋就有过一次了，那次日军的军报击沉美军舰艇的数字，干脆是把哈尔西属下所有的舰艇都拿来抵账还不够。至于隐瞒损失，更是日军的惯技。塞班之战，美军曾惊讶日军损失之少，打到最后才发现日军是把阵亡人员的尸体都扛回去不报，将尸体在后方堆成了垛子。可惜，日军打到后来连汽油都没了，无法焚尸灭迹，这一招终于被美军识破。

　　但水分榨干之后，这支“特别挺进杀人队”的凶恶之处，也就暴露出来了。

　　五、八路军积累战斗经验，与日军斗智斗勇

　　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益子挺身队”真正给八路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它首先发现了撤到郭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在潞芳指挥作战的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这直接导致了日军调整部署对八路军总部采取全线围击。

　　当时，八路军总部面临和129师师部同样的困境，但应对上出现了一些纰漏。这主要是前一阶段八路军总部在集中精力应付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对自身安全考虑不足；前几次八路军总部遭到突袭，最终无恙的原因是129师主力在周边活动，以重大代价保卫了总部。这一次129师师部同时遭到攻击，自顾不暇。此外，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对突围拖累甚大，23日彭德怀下令总部撤退，全军要到24日晚上才能起身，而且行动迟缓。在益子挺身队的准确情报帮助下，日军在十字岭截住了撤退中的彭德怀纵队猛烈围攻并以第29独立飞行队反复轰炸，本来以为可以寻隙觅缝的八路军却钻进了日军的伏击圈。尽管总部经过激战最终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因此遭受极大损失，左权将军就是在此战中殉国的。

　　此战后，八路军即以此为教训，对后勤和非战斗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

　　从日方的描述看，日军对特种部队的使用，还不算很到位。这种部队，是匕首，是狡狐，一击即退，而不在硬拼。看到日军津津乐道“益子挺身队”和两千对手血战一天，就可以理解二战中日军特种部队为何没有多少建树了——日军还是习惯像蛮牛一样的打法，并不懂得特种部队该怎么打仗。“益子挺身队”的情报导致八路军总部在突围中陷入苦战，本来是这支部队此战的亮点，日军却因为这不能展现有多少自己的具体战果而没有重视。

　　“益子挺身队”到底有多大损失，至今不得而知。不过，从残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所题名叫佐佐木的军官阵亡于则界村，根据《中国山西省地理图册》，山西有两个则界村，一个在陵川，另一个在涉县，正是麻田的附近。而益子重雄战后回忆，他在中国的战场上，共计损失了173名部下，其中87人算是“白骨凯旋”，还有86人的骨头，都扔在了中国。他在中国担任军事主官的最高位置，就是223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和“益子挺身队”的队长了（此后担任军事幕僚，不再直接指挥部队）。这173名部下，其中有多少属于“益子挺身队”，我们只能猜测了。

　　最后提一下，“益子挺身队”还将左权将军的死归入自己的战绩。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战斗中，左权将军的遗体是三名党校学生仓促下葬的，因此在此后的电文中左权牺牲的消息泄密，导致日军专门返回战场进行发掘并拍照炫耀战果。此后中方重新迁葬。左权将军遗体上的创伤显示他死于近距离炮弹的爆炸，而“益子挺身队”因为化装奔袭，最重型的武器是机枪，他们的纪录，也表示“左权将军”死于其用轻武器的突袭。

　　核对双方纪录，这个说法倒不是纯粹的争功谎言。八路军方面，也记载这支日军化装成八路军和老百姓，绕过八路军欧致富团和729团的阻击线，在十字岭和南艾铺之间突然向八路军发起攻击，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不过，所谓的“左权将军”，肯定不是左权本人，因为左权此时已经在十字岭上，冲过了日军的两道封锁线，并在第三道封锁线处阵亡。

　　个人认为，这个“左权将军”，可能是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白渊，他也在此战中牺牲。朝鲜方面后来的回忆说他“突然遭到敌人特务的射击而死”。很可能是“益子挺身队”看到他使用短枪，并带有警卫员，因此认为金是重要干部。日军发现左权死于此役是根据截获八路军电报了解到的，并不知道他牺牲的经过，所以金白渊被认为是左权也就不奇怪了。

　　无疑，和“益子挺身队”，“大川挺身队”的战斗，让八路军积累了和日军特种部队进行战斗的经验。此后，双方的斗智斗勇，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摘自萨苏《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