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自离开江西以来，一直处于被追击的地位。直到遵义会议之后，飞兵娄山关、再夺遵义城，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才调换了角色。但是，3月10日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风波再起。这天凌晨1时，一份标明“万急”的电报飞到前敌司令朱德的手中，林彪、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朱德认为事关重大，便将林、聂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传阅。张闻天决定开会讨论林、聂的建议。上午10点多钟，一个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紧急会议在苟坝召开了。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二十多个与会者的意见几乎形成了一边倒，赞同集中主力部队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根据军委二局、三局送来的情报仔细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与运动趋势，陈述自己反对的理由，但由于大家求战求胜心切，还是坚持要打。毛泽东来了脾气，站起来，向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毛泽东离开会场后，会议继续进行，不但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还撤销了担任前敌政委没几天的毛泽东的职务。
    散会以后，毛泽东一直放心不下，因为红军再也经不起大的失误。想到半夜，不能入睡，便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建议攻打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周恩来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就在这天晚上11点，情报部门获悉黔、川、滇三方的敌军运动最新情报，完全与毛泽东的分析判断一致。于是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从10日晚11点23分到11日凌晨2点。事实胜于雄辨，军委赶忙补发了一份《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毛泽东又恢复了前敌总指挥的职务。从撤职到复职，发生在不足24小时之内。3月12日，新的“三人团”在苟坝成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从此，毛泽东不论从名义还是从实际来说，都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首长，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权力交替至此划上一个句号。）
    在此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战役中，又是戴镜元及其同事获取敌军的行动动态，并推算出敌军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戴老告诉我们，巧渡金沙江时，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在江边亲自指挥。江边一个房子也没有，都是石洞，大概有六个石洞，石洞很矮，上面滴水，底下是湿地。毛主席住了一个石洞，我们跟毛主席住了一个石洞。根据我们掌握的敌军所在方位，至少要5月10号以后才能到达金沙江边。我把情况亲自送给毛主席，因此，主席很高兴。从5月3日到9日，七天七夜二万多红军没有损失一个人，没有丢掉一支枪，顺利地渡过金沙江，把蒋介石反动派的四、五十万军队，全部甩在后面。当周浑元、万耀煌所部7月11日到达金沙江边时，已是我们过江的第二天了，敌人只能望江兴叹。
    当年红五军团的“猛进剧团”上演了黄镇新编的一出话报剧，叫《一只破草鞋》，节目最后是蒋军追到江边，连红军的影子也没看到，只拣到一只破草鞋。
    可以说，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戴镜元和同事们以扎扎实实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央正确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长征路上出色的工作使戴镜元所在的单位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被毛泽东称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长征路上的“灯笼”不仅照亮了长征路，而且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加耀眼的作用。
    三、洛川会谈的秘密特使
    1936年12月12日，华清池内一声枪响，张学良，杨虎城大义兵谏蒋介石，爆发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做了一系列艰苦细致工作。戴镜元给我们讲述了事变前他亲历的一次与张学良进行的一次密秘会谈——洛川会谈。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学良、王以哲二将军：
    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