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为民主革命而牺牲的先烈们。张露萍作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牺牲的烈士，曾一度被蒙上“叛徒”、“特务”的阴影，沉冤几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1939年，叶剑英派张露萍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的电讯总台，获取了大量绝密情报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化名余慧琳、黎琳。上中学时，她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秋，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每逢大小集会大家都欢迎她指挥演唱抗战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干一场”成了黎琳的代称。1939年秋，中央组织部派黎琳利用其亲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她到重庆后，立即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由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同志领导。叶剑英与曾希圣商量，决定改派黎琳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的电讯总台。当时，南方局军事组已在国民党电讯总台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两名地下党员，为了避免张蔚林和冯传庆出入时被敌人发觉，黎琳改名为张露萍，以张蔚林的妹妹的身份负责传递情报并在军统局相机发展党组织。这样，张露萍搬进了牛角沱新居，与张蔚林、冯传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她任书记，在军统局内部，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也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以牛角沱为据点的党支部宛如一把尖刀插进了军统特务的心脏。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都通过张露萍之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被党掌握。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情报，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工作人员得到了安全转移，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也被捕获。

　　■1941年爆发了“军统电台案”，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一起被敌人杀害

　　1940年，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七人小组名单、报务员陈国柱和王席珍的入党申请书等。张露萍当时在成都探亲，军统特务遂以张蔚林之名，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病重，望妹速返渝”。成都地下党已来不及通知她真相，张露萍一回到重庆，立即被捕。军统局先后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冯传庆被党组织安排去延安，在途中也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1941年3月，七人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押上刑车。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在向她开枪时，第一发子弹没有打中，她大骂了一声“笨蛋!”第二枪也从旁边飞过，她又骂了一句。直到第三枪被击倒后，她还抬起头来瞪着敌人大喊：“再开两枪嘛!”张露萍身中六弹，在息烽快活岭殉难，年仅24岁。

　　■为了还历史真相，叶剑英、韩子栋、沈醉以不同方式为张露萍烈士洗冤

　　但“军统电台案”却成了疑案，由于缺乏档案资料，张露萍烈士被蒙上了“叛徒”、“特务”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人民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烈士们，遗憾的是张露萍等7位烈士未被列入《被害人士登记表》，只在《白公馆被难人员名册》里记载了他们是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不提名(即不列为革命烈士)。

　　为了还历史真相，曾在国民党军统局工作的沈醉开始为澄清这一疑案积极努力。1962年他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披露了张露萍等七烈士如何在军统开展秘密工作，结果被军统发觉而后牺牲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的事实。“文革”中，沈醉因此被扣上了“美化军统特务，丑化共产党员”的帽子。面对造反派的质问，沈醉淡定地说“这是我受了党的多年教育和周总理的指示，如实地写历史，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乱说”。随后，沈醉在《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魔窟生涯》中，继续披露这一军统案的真相。“文革”结束后，当选为政协委员的沈醉，在第一次行使政协委员权利的时候，就提出了张露萍等七人的冤案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再次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