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24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及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干预下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都没有解决党内的“左”倾问题，反而进一步使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党内一些重要领导先后叛变：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由于此时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就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

　　江西瑞金――中共中央的第三个驻扎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瑞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首府。临时中央政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带领根据地军民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而此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却仍在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使得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中都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鉴于此，从1933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便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临时中央的到来，使“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严重泛滥，大批有长期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根据地长期坚持的游击战争思想被否定，毛泽东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

　　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大兵压境，革命形势空前严峻。而中共临时中央却于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错误路线推向了顶点，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中共中央随军长征

　　1933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随军踏上了为期两年之久的长征道路。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的领导，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一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又在俄界粉碎了张国焘阴谋分裂党的图谋，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结束，中共中央“落户”陕北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开始“落户”陕北，长达十三年之久。

　　1935年11月7日，转战万里的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窑堡（时属安定县，今子长县），刚刚站稳脚跟，便于12月17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1936年6月，中共中央驻地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在保安，毛泽东会见了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次会见为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的问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