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曾生有一个男孩，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希望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领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那天，当王家珍看到朱道来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主席啊！”她很快向领导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送到了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毛。”她恳请组织上让朱道来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她想亲眼看看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她止不住喜泪纵横，声音颤抖着说：“毛毛，你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带着朱道来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毛毛。

　　当黄月英把当年收到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接过，不禁又流下了两行热泪。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了：朱道来便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就在这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的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

　　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的干部代表组织感谢了她，并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在南京突然病故。

　　早产的男婴未能存活，长征中降生的女婴下落不明

　　贺子珍生下小毛毛后不到一年，又早产了一个男孩。可惜因为是早产，这个孩子没有活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修养连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当部队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她的肚子突然疼起来，她预感就要分娩了。修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几个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连里的医生和护士也留了下来，准备为她接生。

　　后续部队也陆续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殿后的队伍留下话：敌人从后面追赶过来了，你们必须在下午4点之前翻过山去，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

　　这间“产房”是一座破旧的房子，里面空无一物，甚至连门都没有，只剩下一个破门框支在那里。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道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慢慢地去寻找。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抬着她匆忙上路了。贺子珍的衣裤上、担架上，都留下了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又艰苦，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进行任何讨论的，也是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后，贺子珍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