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由田汉作词的国歌在天安门上空回荡；万众欢呼的广场上，田汉的长子田申作为华北坦克团代团长，率领战车团隆隆驶过，接受检阅。国情、家情、父子情交织出一首雄伟绚丽的人生凯歌，这一幕成为田申毕生难忘的记忆。

　　如今，田申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今年两会期间，他同几位来自他的家乡湖南的记者谈起了往事:

　　回忆父亲:当掉家产买米接济剧团“在父亲的一生中，有3个人最重要。我奶奶易克勤，祖父很早就去世了，奶奶在长沙县靠针织、纺线等养活三个儿子，虽然一贫如洗，但奶奶坚持供父亲读书；我的外祖父易梅臣，给予父亲教诲，并送他去日本读书，还促成了我父母的婚事；我的母亲易濑瑜，当年他们从日本回到上海，两个人办起了《南国》半月刊，一起创作、编辑、校对、发行，母亲给予了父亲极大的支持。”

　　田申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而父亲田汉因为遭到敌人搜捕，只得转入地下，田申从小是跟奶奶一起长大。虽然在上海生活，但在家里都是讲长沙话，所以尽管田申从未在长沙生活过，长沙话却说得很不错。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着田申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田申从小对父亲就很敬仰。夏衍曾评价田汉不愧为当代的关汉卿、当代的戏剧魂。说他刚正不阿，是青年人最好的朋友。“很多青年人说田汉像一团火，从田汉那里得到温暖。有时剧团很困难，父亲就把家里的东西当掉，买了米来接济剧团的青年吃饭。”田申说。

　　回忆公演:《前进歌》是国歌的前身受父亲的影响，田申很小就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田申回忆，1934年的一天晚饭后，田汉带着田申与聂耳一同到上海外滩观察码头工人的生活。懂英文的田汉看到码头堆放的木箱上的文字后当即震怒了:“里面装着军火！是运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回去后，田汉很快创作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则饱含激情地谱写了剧中所有歌曲。在《扬子江暴风雨》中，聂耳还出演了剧中主要人物——码头工人老王，10岁的田申则扮演了老王的孙子小栓子。

　　1934年7月1日，该剧在上海正式公演。当演出进行到最后，码头工人义愤地把装有军火的木箱扔到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枪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时，聂耳扮演的码头工人老王抱着垂死的孙子愤怒地唱起了《前进歌》……那一刻，演员和观众的情绪融成一体，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像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大家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很多人都眼含热泪。田申说，他父亲后来也曾表示过，《前进歌》其实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

　　此后，田申走上从军之路，田汉忙于文艺创作，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1966年，田申所在部队赴琼州海峡参加国产水陆坦克渡海演习。演习完成后，田申回到北京。“大概是4月份，我见到奶奶和父亲后，跟他们讲了我渡海演习的情况，他们都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一次就成了我们父子的永别。”

　　回忆聂耳:他就像我的大哥哥“父亲比聂耳大14岁，聂耳比我大12岁，我们3人彼此之间关系非常亲密。”田申回忆，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喧嚣的上海时只有19岁，在田汉的影响下加入左联音乐小组。

　　紧张的排练过程中，田申与聂耳经常待在一起。田申最大的感受是聂耳精力旺盛，才华横溢，讨论剧本、当导演、组织管理样样在行。当时的排练条件十分艰苦，排练间隙，大家都出去吃饭了，聂耳就带着田申留下来“看家”。饿了，两个人出去吃几个烧饼，来两碗阳春面，渴了就喝一碗酸梅汤。聂耳唱京剧也很在行，小田申是台下惟一的观众，不断地高声喝彩。“聂耳经常跟我讲，他是云南玉溪人，那里四季如春，鲜花不断，将来有时间一定带我到他家乡去看看。他就像我的大哥哥一样，我们的感情非常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