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述本人的“气怒”：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杨、张之间的这一段对话，不见于其他记载，可补西安事变史乘之不足。

　　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行政院等协议，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且迅速激化。

　　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在场。他劝张“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关于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一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之下，即为平息。”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上述资料证明，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