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岁参加红军开始，吴法宪过的就是集体生活。官越当越大，饭有人做，水有人烧，到哪都有人跟着，直到进了监狱。

　　他饭不会做、水不会烧，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多亏巴璀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

　　两天后，吴法宪随赵科长到医院检查，没想到很快被人认了出来，好奇的群众把他和赵科长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大声呼喊着，奋力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把吴法宪和巴璀送上了车。

　　有了这次“教训”，吴法宪白天基本上不下楼，只在清晨及天黑后，才和巴璀到室外活动活动。偶尔在阳台上甩甩手（1980年代盛行“甩手”疗法），下面也有不少人在围观。人们要么笑笑，要么点点头，但是不敢说话。

　　10月上旬，新潮和金秋送来一台14英寸彩电。新潮正在办转业手续，准备来济南照顾父亲。彩电是用他的复员费买的。从此，看电视成为吴法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往往从“你好”到“再见”，一直看到预告第二天节目。

　　赵科长恪尽职守，每隔几天就来一次。11月11日，陈绥圻拿到对她的审查结论，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也到了济南。见到陈绥圻，赵科长很高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2月9日，赵科长向吴法宪传达了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

　　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

　　三、未经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

　　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

　　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由医生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

　　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上几条，吴法宪都严格地予以遵守。医院的大夫工作忙，每次都要求人家出诊，确有困难。

　　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买菜、倒垃圾、打扫卫生，基本上也被他承包了。老两口精打细算，买一斤肉分成十块，每次吃一块。月底收支大抵相当。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说得过去。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也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猛不丁来声“吴司令”，“别，别，可别这么叫。”“吴大爷”连连摆手。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

　　一天，吴法宪到商店买了条棉褥，扛在肩上，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赶。一青年见状，二话不说夺过棉褥换到自己肩上。吴法宪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抢我东西？那青年赶紧解释：我可不是抢东西，看你这么大岁数，我帮你送回家去。

　　凡此种种，老两口深受感动。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外调，问吴法宪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吴说：“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济南真是来对了。”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济南书画市场上的赝品，居然不愁销路。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人老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起来起来，赶紧调车，蒋介石的飞机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