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始于1931年。在此之前，红军在游击作战中还未意识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红7军在1930年4月底曾缴获过一部电台，但在转战途中把它埋掉了。1930年以后，红军的作战形式由游击战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为了便于组织各地区部队配合行动，便有了使用无线电通信的要求。1930年9月彭德怀部队打长沙时，与黄公略部队只隔一条铁路，但互相不能通信。从那时起，红军感到非要建立无线电通信不可了。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中就有在战争中必须把缴到的无线电台和俘获的无线电人员一律保留下来，送总部处理这样的命令。

　　其实，当时党中央也早已觉察到在革命战争和白区地下斗争中有发展无线电通信的必要。为了便于实现对全国各大城市党的地下组织和各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联系，党中央从1928年夏开始，就在苏联和上海挑选优秀的党团员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将学成的一部分人员和装制的机器陆续往苏区输送。

　　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中歼灭敌18师张辉瓒部的52旅、53旅，第一次缴获到敌师部的一部收报机(其灯座是弹簧式的)，但发报机已经坏损。和这部15瓦电台在一起的报务员王诤、刘寅等随即参加了红军，他们成了红军的第一批报务人员。红军总部立即决定由他们开始办无线电训练班。当时，朱德总司令非常重视这项重要的起步工作，他几乎每晚都要来给几位报务员讲述革命道理和斗争形势。这期间，红军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获了敌旅部的一套完整的电台和电池。

　　有了这一部半电台后，还不能通报，主要就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当时国民党部队的译电机关和指挥官尚未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他们每到一地，电台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答地点时则又用明语，这是因为他们部队很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这样一来，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他们的行踪和部署。红军的电台从开始成立起到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主要工作就在这方面。敌人的泄密，又从反面提醒了红军，使红军认识到电台保密的重要性。因此，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无线电保密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性。

　　1931年2月初，在江西宁都县小布，红军总部开办了第l期无线电训练班，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学员有胡立教、李赤华(女)、李建华(女)、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立田、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钟佩兰(女)，共12人，都是当时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连指导员、青年科长或青年干事。毛泽东总政委对这个训练班很关心，他和周以栗(当时总政治部代主任)常来作形势报告或给大家上党课。这批学员最后剩下10人，学了4个月，就分到无线电队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之前，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和机务员，如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青塘。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开始上机工作。歼灭敌28师公秉藩部时，又缴到一套100瓦的电台。于是决定把前一套电台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涂作潮等带到前方，跟随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行动，刘寅和曾三则带着新缴获的一套电台随叶剑英在后方，从此，前后方开始了无线电通信。接着在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曾三在机上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联络。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在南丰县康都镇举办了第2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20余人，有邹毕兆、郑执中、欧阳枫等。同时，曹祥仁在红3军团也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7月，蒋介石分兵3路，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红军开始了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作战中我红12军向黄陂东北大金竹方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