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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作人，近十几年来，经过张铁荣、舒芜、钟叔河、止庵、刘绪源等诸位先生的努力，史料罗掘几穷，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这就是其大节有亏，“落水”一事已为铁案，但其人的文章和学问的确让人佩服，他的著译和鲁迅一样，都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遗产。因了这样一种判断的
成立，关于周作人功过是非的争议近年与闻得很少了，稍稍能够激起一点儿水花的倒是集中在其晚年上。
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以讲论武侠小说而知名，据说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独到的研究，发表过一些语惊四座的观点，已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可孔先生并不以此自限，最近他的触角又伸向了早被无数贤哲们开垦几尽的“鲁研”领域，出了一本叫作《正说鲁迅》的大著，而谈鲁迅是避不开周作人的，孔先生在此书中也就自然发表了一点对于周作人的看法。孔先生学而不知足的精神是很值得敬重的，不过，也许是他平素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武侠这一块，这一回转移阵地难免就留下了一些疏漏。先说史料储备问题。本来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关于知堂的史料近年来发掘得够多了，孔先生只需稍作浏览，就会少出硬伤，但不知何故，孔先生一出手，就让像舒芜先生这样的知堂研究专家轻易抓住了疏漏。《正说鲁迅》一书中写道，“抗战胜利之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放了出来。”而史料清清楚楚，释放周作人是李宗仁代总统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决定。虽然任是学界泰斗，在扎实的史料面前也会臣服，不过这到底只是周作人研究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充其量只是孔先生的智者一失罢了。而我最惊异的，是孔教授针对舒芜先生纠错而发表的另一种观点。孔庆东最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文章，回应舒芜先生的纠错时说：周作人晚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是名义上的”，“实质是国家用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许多‘主流作家’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周作人又是依靠‘鲁迅胞弟’的特殊身份‘无功受禄’了。”显然，这里再次暴露了孔教授对晚年周作人相关史料的隔膜：１９４９年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工作绝非不做事白拿钱，他不仅翻译出版了《日本狂言选》等书，而且因其功底深厚，帮助出版社校阅了很多译稿，尤其是在古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方面。这种“校阅”并不是谁都能做的工作，怎么能说只是“名义上的”呢？既然晚年周作人为当时的出版社服务并不是名义上的，那么他得到一些稿费就是正常社会状态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是在当下，实行严格的按质量和市场欢迎度计酬，以周作人的名气及其工作质量，他只会获得更高的报酬。也许在孔庆东看来，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给周作人的报酬太高了点，但仍然无法改变这是对其劳动的酬谢的本质。“无功受禄”云云从何说起？稍知周作人的人就都知道，其晚年从事的翻译《希腊对话集》等工作是他最看重的，遗言中尝称“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集是五十年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议论周作人的人很多，似乎还极少有否定其学识的，对这样一个人最看重的工作，居然还会有人认为其毫无价值，认为周作人以此得一口饭吃是“无功受禄”。
史料俱在，且不必纠缠了。我只想在这里讲一点市民社会的常识：一个人在一个国家里生活，做事吃饭是其天然权利，并不是出自哪一个人的恩赐。认定晚年周作人以译书和校阅他人稿件得到一份报酬不是他应得的权利，而是“国家以这种方式贴补他的生活”，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如果按这种逻辑，现在学界名人孔庆东教授到处讲学、著书，想必收入甚丰，那么这是否也是“国家以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我以为卑之无甚高论的一点常识，孔庆东教授是否认可呢？如果不认可，我真应该闭口，因为显然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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