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疗养院尚平静，红卫兵们偶尔来抓疗养中的“走资派”、“当权派”，本院职工暂未卷入。但红卫兵的宣传品、小报都流传到院里。彭德怀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关押，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殴打，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推上卡车游街，乃至浦安修也同场被批斗，弯腰“喷气式”形象照片满天飞。王春玲陈强林看到后，回到住处痛哭流泪。

　　在1967年8月16日掀起的大批彭德怀的浊流恶浪形势下，同情彭德怀的干部、群众，包括彭的亲属、老部下、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茫然、彷徨，心烦意乱，不知所措。王春玲和陈强林除了暗中祈祷祝愿，希望彭德怀能少受些身心折磨外，也无可奈何。

　　临潼疗养院不可能是世外桃源。1967年1月上海“夺权风暴”蔓延向全国。陕西省从西安市向外辐射，疗养院职工中想夺权、享用一番掌权发号施令威风者不乏其人。于是也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向“走资派夺权”。陈强林作为“二级当权派”，也被靠边站。

　　毛泽东对两派斗争指示要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权。陈强林因在疗养院工作表现尚好，没有“劣迹”，被造反派双方均视为结合对象，但必须把陈的工作表现和历史上的问题查清楚，以免被查出问题后，让对立一派抓住把柄，攻击为拉拢、包庇坏人。于是两派都派调查组到郴州、北京调查。在郴州矿山没有查到什么问题。到北京后找中央办公厅，因人事变迁大，已没有当年直接共事的人员，只是提供听到的一些情况。先来的一派调查组觉得没有可再深挖的了，就返回疗养院向派头头汇报，是否结合未作决定。另一派到中央办公厅调查后，不甘心空手而归，就问陈的家庭历史，回答说，凡调中央机关的，下级单位有保送责任，必须严格审查出身历史承担责任，因此估计不至于有问题。又问陈的妻子王春玲怎样?回答说她在中央卫生部保健局工作，具体情况不明。调查组到卫生部去，保健局人事变迁，许多知情人已不在了，有熟悉情况的也闭口不讲。不知一位什么人想起说，曾听人传闻，说王春玲是彭德怀的干女儿。这一爆炸性的讯息，使在场的人惊异不已。调查组请人写出书面材料。讲的人说，这只是转了多少次手的传闻，讲此事的人已到外地不知去向，难以写材料。

　　调查组回到住地商议后，认为如查实王春玲确是彭德怀的干女儿，那是我们这一派的一大“革命成果”，在我们疗养院挖出一个“重磅定时炸弹”，我们派的名声会传播出去，甚至引起“中央文革”表扬，因此必须排除万难追查到底。从红卫兵小报上得知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于是打算去那里找彭德怀写出材料。但到卫戍区司令部后说，你们要有军委总政或“中央文革”批件才可见彭。调查组找到总政信访接待处后，又被介绍到彭德怀专案组。专案工作人员见有总政介绍信说，我们可以代你们去查问，过两天你们再来吧。

　　1968年1月12日，专案组在审讯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时，顺便提出要彭德怀交代他和王春玲的来往情况和相互关系。彭从1966年12月27日被红卫兵奉“中央文革”命令，从成都押回北京，关押在卫戍区。早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审查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中央审查委员会，lO月调集工作人员成立办事机构展开工作，但方式是同彭背靠背，不同彭见面。彭被押回北京后，原专案工作人员几年中人事变动大，包括中央审查委员会主任、成员，不断有人进出。“文革”中不少人自己也沦为同彭一样的受审查对象。

　　1967年上半年，彭专案组经过调整充实后仍是背靠背审查，但从6月21日起专案组奉中央命令开始审讯彭德怀，出题目勒令写供词。下半年彭德怀被北京各单位拉去在群众大会上批斗，专案组在空隙时审讯。12月13日中央专案委员会下达指示要求在春节(1月30日)前给主要案犯定案。

　　从《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