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兆麟医生是上海高干医疗小组的成员。1974年，在为张春桥之妹做手术时，因发生医疗事故，后被打成“反革命”，关入狱中。

　　张春桥的妹妹张佩瑛不算高干。只是由于她是张春桥的妹妹，所以像对待高干一样对待她的医疗手术。上海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在拟定“手术组名单”时，感觉麻醉师叶景馨恐怕难以挑此重担，就向党委提出，要求派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医师。

　　方医生当时年近“知天命”，有着多年麻醉经验，又是该科唯一的党员。叶景馨曾师从于他。

　　上级规定，方医生倘离开上海3小时以上，务必事先征得领导同意，并告知行踪。因为他是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多年来参与为柯庆施、刘亚楼等高干治疗。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上海应急治疗小组成员。理所当然，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对方兆麟医师寄予厚望。

　　然而，正是由于临时点将，方兆麟匆匆赶去，却出了医疗事故，导致张佩瑛死亡。这下子惊动了张春桥。“上面”派出专门的调查小组，对方兆麟进行调查，把医疗事故扩大为“反革命事件”，甚至怀疑方兆麟是“特务”！

　　经过再三调查，调查组查不出方医生的政治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当年，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

　　柯庆施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突然病逝于四川成都，终年63岁。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借助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在全国范围内造谣，把污水泼向贺龙元帅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诬陷他们“谋害”了柯庆施。张春桥曾派人秘密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没有查到贺龙、李井泉“谋害”柯庆施的任何“罪证”。

　　1969年6月1日——早在张佩瑛死亡前5年，方兆麟便已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党组织，清楚地说明了自己参加抢救柯庆施的经过。当时，组织上经过外调，证明方兆麟所述属实，去除了疑问。方兆麟依旧参加高干医疗班子。

　　方兆麟医师所写的参加抢救柯庆施的经过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1965年4月6日上午10点，我正在中山医院手术室工作。忽然，党总支来电话，告知有紧急任务，准备好麻醉机、麻醉药等，随带一点风凉衣服后等一会儿就有车子来接，与护士唐子林一起做准备工作。电话未告知去什么地方，为谁治病。

　　不久，汽车接我和唐子林到机场。机场上停着一架专机。同去的有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此外还有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

　　中午，专机起飞。到成都已是傍晚。到达招待所以后，才知为柯庆施治病。柯庆施的保健医生胡允平作了介绍：柯庆施昨晚赴宴，回来睡前又吃了些花生米，觉腹痛。经过成都和北京的医生会诊后，未见好转。所以上午来电，请上海医生来。

　　次日（4月7日）上午，由四川医学院麻醉医师闵龙秋等陪同，一起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手术室、麻醉机以及手术用具，选择好一手术室，准备为柯庆施动手术用。从崔子义、董方中处了解到，柯庆施暂不宜手术，目前的诊断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

　　下午，大约二时至三时间，我被叫去。与医生们商量用什么镇静剂可使他安静下来。我提出用硫苯妥钠。会诊医生们同意。护士把0.5克硫苯妥钠用注射用的蒸馏水冲成2.5%浓度的溶液20毫升。之后，我本想请当时在柯庆施身旁的医生去注射，因为我知道柯庆施不喜欢见到陌生的医生。当时，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琪要我去注射。我戴好口罩，帽子，拿着注射器，来到柯庆施床前。

　　在我动手之前，医生、护士们作了分工，一部分观察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