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与夫人邓六金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能不能坚持加入共产党时的宣誓，能不能不说假话，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重要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

　　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机关的造反派说我在监察委工作，知道情况，把我拉到左家庄，吃住都在那里，一个多月不让回家，也不让与家里人联系。造反派对我有两条要求，一条就是要我揭发局党组领导人的问题，还有一条是要我揭发曾山的所谓问题。造反派说，曾山家里有一万亩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变，是AB团，反毛主席等等。我当时感到气愤，对他们说：

　　“你们说的不对。我与曾山在抗战初期就结婚，几十年了，对曾山我了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实，忠于党，拥护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要相信我。”

　　他们不让我出去，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日夜逼我揭发。但我不能说假话呀，一是一，二是二，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说假话、诬陷人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对造反派的逼问，我实事求是做了回答。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斗争还在等着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务部一共402人，就有7个造反组织。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们家里和住的胡同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写着“打倒走资派曾山”的标语。一次，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来批斗曾山。老头子对我们说：“你们到里边屋里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的事情自己处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厉声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老头子平声静气回答造反派的问话。对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逊的问题，我们听着都难受，可老头子还是不急不躁，说：“我的问题，中央都知道，我也写了材料，你们可以调查。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干了一辈子革命，问心无愧。我自己的进退，都听党的安排。”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严重。各种造反组织都搞串联。内务部机关总共才400多人，一下住进了10000多名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内务部除了档案室、机要室外的所有办公室、会议室都住满了，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扭转工作瘫痪的局面，周总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曾山立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全力抵制“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他不顾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复杂局面，立即在机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刚一结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亏有王青争、韩英等掩护着，曾山才从后门脱离开了会场造反派的围追纠缠。

　　“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

　　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