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讲话声音很大,“谈得很热烈”。
外婆记得外公向自己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外公说自己实在太忙了。外婆点着头,认真听着。在谈话中,惟一提到的外人可能就是王明。外婆仍然不忘提醒外公: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外公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外公与外婆当然要谈到妈妈的婚事。外公说: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外婆说: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外公告诉外婆,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我妈妈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外婆记得外公最后说的是: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
外公再次按动电铃,小封很快进来,把外婆搀下楼梯。外公还让他把水静叫上来。当时已将近半夜了。
水静很快从外公那里出来,小封把她和外婆一行送上车,看着她们离开美庐。据水静回忆,外公对她说的是: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小封上楼准备安排外公休息,发现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外公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说罢外公让小封下楼去拿香烟,他是离不开烟的。
小封拿烟上来,外公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继续说道:“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外公又让小封打电话给水静,让她不要把安眠药给外婆吃。外婆拿走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小封马上下楼去办,这时快一点钟了。打完电话,小封又上楼为外公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
第二天早晨,水静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要回来了。外公接到小封报告后连连讲:“好,好”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据水静回忆,与外公相会后,外婆在庐山度过的第二个晚上是她陪同的。她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
水静先是想办法从外婆手里拿回外公的安眠药,完成了主席交代的任务。随后,外婆就和她谈起往事,从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说了一夜。
外婆非常留恋在瑞金中央苏区的那段时光。外公“靠边站”了,外婆闹过一次大病。外公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事小事都跟她聊。经历磨难后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何况还有可爱的儿子毛毛给他们带来快乐。
长征后离开瑞金到延安,担任党内更重要领导职务的外公更忙了。延安虽小,但充满感召力,中外有识之士纷至沓来,还来了很多洋学生。外婆整天不知道外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回家之后很少像从前那样,大事小事都说说。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外婆苦恼极了。
外婆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外婆开始认真思考起来:自己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外婆28岁,她还年轻啊。
外婆的打算本是去有国内最先进医院的上海做手术,取出弹片。然而“八·一三”日本攻打上海的炮火使她不得不改变主意。正巧有人刚从苏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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