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在工农红军学校参加学习后,由刘伯承校长签署的毕业证书。(供图:季礼)
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类红军学校所培养的一大批能治兵会打仗的干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是培养红军高级军政人才的基地。从1931年到1936年,刘伯承曾任红一、四、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为红军培养了大批优秀军政人才,成为我军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把“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士兵”称为“战斗员”、“伙夫”改为“炊事员”
1932年1月,从苏联回国一年多的刘伯承接替何长工担任红军学校(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前身)校长兼政委。刘伯承按照毛泽东“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的指示,推动了红军学校的发展。
刘伯承在红校工作期间,不论在学校教育上,还是在我军军事建设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军最初的战斗条令就是刘伯承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我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等也是由刘伯承学习外军结合我军实际审定的。刘伯承把“军官”称呼改为指挥员,“士兵”称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挑夫”改为运输员,并把这些传授给学员,又由学员扩及到部队。许多军语现今仍在使用,这是他对红军建设一个突出贡献。
刘伯承提出“行教合一”,身先士卒,亲自给学员讲课。全校会操时,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上。刘伯承在给学员讲射击原理时,学员们对弹道是弧形而不是直线不理解,刘伯承便在黑板上画了个草图说,同志们都看过小孩子挺着肚子撒尿吧,弹道和小孩小便时的尿流形状相似,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这个例子使大家顿开茅塞。
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了红军大学,成为我军第一所大学,刘伯承任代校长,开创了我军办大学的先河。刘伯承组建了训育部并兼任主任,专门负责管理、教育和改造被俘的敌军人员。国民党军队的许多被俘将领,如陈时骥师长和彭梦庚旅长等都曾在红大学习、生活过。到长征开始时,共有3期学员毕业,为红军培养了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优秀军政人才。
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
1935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卓木碉成立,由刘伯承任校长。针对学校边打仗、边行军,在游动中办学的特点,刘伯承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结合当时的斗争环境,部队需要什么学什么,学员缺什么补什么。根据已确定的教育目的和教学方法,刘伯承亲自制定教学计划。红大主要开设军事和政治两大门课程。政治课教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等,着重讲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同时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在军事教育方面,针对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刘伯承提出学员学会六种战术,即打骑兵、平地战、河川战、隘路战、山地战、麻雀战。在管理教育方面,他要求指挥人员要学会怎样带兵、练兵、用兵,以及怎样保障后勤供应等。
针对长征中的实际,主要讲如何“打”和“走”,讲不同地理环境下的行军及各种情况下的平地战、山地战、河川战等战法。一次,测绘教员赖光勋上课刚讲一小时,军长学员余天云就嚷嚷要休息。赖光勋说:“课程表定的4小时,不按规定办不行!”余天云说,教员不能负责,由他负责。接到赖光勋的报告,刘伯承说:“恐怕他们看你小啊。下次上课,我同你一块去,你把教课内容准备好。”第二次上课,刘伯承先讲了军师级指挥员来学习尤其是学习测绘的重要意义,还介绍了赖光勋的经历,然后让赖光勋讲课。刘伯承坐在后面听课、记录,结束时又总结,先肯定了赖光勋讲课的水平,又表扬了大家遵守纪律,用心听课,虚心学习的精神。
刘伯承主持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不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保护了一批革命骨干,还在条件极为艰苦、战斗频繁、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为红军培养了各级干部三千多人次,迈出了一条边打仗边办学的路子。
对文化教员说:“没有仪器,就用土办法代替嘛!”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成立。经贺龙推荐,刘伯承担任校长。为了红二方面军在北上途中遇上敌人的骑兵部队堵截时能减少损失,刘伯承给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此后,红二方面军指战员有了对付骑兵的战术训练,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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