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红军到达贵州、云南，逼近金沙江。5月9日红军开始围城，刘元瑭下令扫清“射界”：大肆拆毁、焚烧城外民众住房。当时，红军并没有全力攻城。在部队充分休整后，5月12日14时至晚，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决定立即北上，越大渡河向四川的西北部前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行动方针。14日晚，中共中革军委做出了向西昌地区前进的行动部署。

　　接到刘元瑭的求救来电后，指挥国民党中央军“追剿”的薛岳却“稳扎稳打”，只是派国民党湘军将领李韫珩部“跟踪追击”。等李韫珩部报告红军已无踪迹后，薛岳才于5月19日到达会理附近，“解”刘元瑭之围。薛岳亲自慰问守城负伤官兵，并由刘元瑭陪着巡视守城工事和搜集红军攻城挖地道的资料，还代表蒋介石嘉奖刘元瑭，并犒赏一万元，同时命令“湘军”继续追击。

　　虽然红军根本没有攻打西昌的打算。但守卫西昌的刘元璋、刘元琮却紧张起来，准备效法守会理城的刘元瑭的“经验”：为扫清“射界”，拆毁、焚烧西昌城外的民房。由于害怕老百姓反对，刘元璋还假装召开“说明会”，让大家“为保城池，顾全大局”。在会上，还暗中主使西昌商会会长“代表百姓上书，请求烧掉城外房屋”。

　　当发现红军警戒部队距离西昌还有30里时，刘元琮先将城门用土石封闭，再下令放火，顷刻之间，共计烧毁“街二十八条，民房三千七百余家，寺庙十余座”，几天内，西昌城黑烟滚滚，烈火冲天；昔日繁华的商业闹市、贸易中心皆付之一炬，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对于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守军却一律不许他们进城，也不采取救济措施，任凭四散逃离，更有一些守军趁机劫掠。刘元璋更向蒋介石发出电报，编造红军正在“猛攻西昌城”，还诬蔑红军“杀人放火”，搞得蒋介石不得不派飞机在西昌城上空投大洋以鼓舞士气。

　　然而，红军根本没有进攻西昌，这让刘元璋的谎言无法得逞。为了搪塞蒋介石，刘元璋等人只好继续采取“蒙蔽措施”。“湘军”李韫珩部奉薛岳命令赶到西昌后，发现红军根本没有来过西昌，且有数百名老百姓跪在道旁，头顶状纸在哭诉告状。刘元璋见状，赶紧向“湘军”将领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告红军的。”

　　李韫珩部在湖北江陵和红军作战时，也曾干过先放火烧民房、再污蔑红军放火的事，因此对于刘元璋的行为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久，被红军俘虏的川军排长庞云及其部众，在接受红军治疗后回到了川军队伍。庞云等告诉同僚说：“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刘元瑭知道后，立即把这批人全部杀死“灭口”。

　　事实上，经会理过西昌北上的红军，根本没有到西昌城下，仅向西昌方面派出了一点行军警戒部队，大队则越过西昌城取捷径直插西昌以北的小庙，经礼州到达泸沽。红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并处处保护群众利益，尊重少数民族和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红军的警戒部队，在发现西昌城外着火时，还奋不顾身地帮助群众救火。

　　红军到达礼州后，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并召开群众大会，向当地群众讲解红军的宗旨和纪律，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还枪毙了两个冒充红军企图纵火烧房、嫁祸于红军的特务。

　　这些举措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群众，让红军受到了各界群众的拥戴，很多青年还加入了红军。在事实面前，刘元璋兄弟企图嫁祸于红军的阴谋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