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国际援助和国际支持，努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始终是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工作。

    1944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已进入到第七个年头，此时的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朝着胜利迈进，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告诫蒋介石：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期，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可是，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什么样的，经过几年的新闻封锁，外界知之甚少。为了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早在1943年初，英美等国记者就向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表达了要访问延安的意向，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未能成行。随着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增长，许多英美在华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兴趣愈益浓厚。1944年2月，他们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允许外国记者到西北中共控制区域访问。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由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国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中国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考察。行前，记者们向中共提出“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的要求。知道了记者们的要求后，毛泽东立刻致电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嘱其转告中外记者，明确表示：“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负责大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则致电董必武，对接待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做了具体的安排。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一行21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冲破重重困难，抵赴延安。7月下旬中国记者回重庆后，外国记者们又对延安和晋西北进行考察访问，直至当年的10月。

    在延安，记者们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及一些工厂、学校、医院，亲眼看见了老百姓破天荒地自豪谈论“我们的政府”。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表示：“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也认为：“抗日战争，使得共产党在人民中受欢迎，共产党给予农民以保护，而他们则愿意抵抗日本，这是中国农民对日本军队发泄深仇大恨的一条唯一可能的道路。”爱泼斯坦在参加了一次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后深有感触地说：“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不顾讲客气和‘面子’的老规矩、为了对自己和公众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碍。”

    同样让记者们感到新奇的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实地观察，发现共产党干部的生活非常简朴，这与国民党官员形成极鲜明的对比。记者们得出结论：“在行政方面，最大成就是腐败现象真的消除了。我在边区4个月来所问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同意共产党所说的话：行政是绝对廉洁的。”

    采访八路军奇袭汾阳的战况，更让记者们感到震撼。战斗一结束，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小脚老太太，还有七八岁的小孩，就带着水果、蔬菜、鸡蛋赶来慰问部队，面对堆成几座小山的慰问品，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群众的欢迎声中发表即兴演讲：“在中国十几年，从来没有看见过军民合作、群众慰劳部队像这样热烈生动的场面。”他在事后的记述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场面，十足说明了生活在日本人枪杆下的人们对八路军抱怎样的看法。”

    通过实地考察，记者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这支“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后来也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