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胜利后，张云逸率红七军转战桂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筹措了大量经费和物资，巩固和扩大了右江苏区。不久，红八军并入红七军，张云逸仍任军长。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下达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进而夺取广州的指示，并要求红七军与邓小平率部北上，转战桂粤湘边地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张云逸与邓小平、李明瑞率部北上，但部队在攻城战斗中遭遇优势兵力的敌人，遂将敌人击溃，但将士伤亡很大。1931年1月2日，红七军占领全州，邓小平主持前委会议，重新讨论中央指示。在会上，邓小平和张云逸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去江西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的红军会合。

    1930年2月3日，红七军被缩编为两个团，向北挺进。在粤北乐昌强渡乐昌河（武水）时，张云逸经过观察，决定由他率红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担任后卫，阻击尾追的粤北敌人，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五十五团先行。由于只有两条船，因此，过河行动十分缓慢，结果被追敌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红五十五团和红五十八团两个营在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的率领下，直向赣南进军，被阻于河西的红五十八团一个营和直属队以及部分后勤人员在张云逸率领下，与韶关方向追来的敌人，展开激战，由于敌军不断增加，部队被迫突围，返回梅花地区。部队在这里经过短时整休，编为两个营六个连，再次渡过乐昌河，向湖南桂东、资兴一带转移。行军途中，部队听说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有个苏区，便决定向酃县前进。

    2月28日，张云逸率部到达酃县苏区黄挪潭区的平湖、上洞一带，此时正是农历1931年正月，苏区人民听说红七军来了，个个奔走相告，纷纷来到村头，迎接部队进村。

    部队在廖家祠堂驻扎，战士刚解下背包，农民群众便一批一批地把自家过年的物资送到部队，慰问全体指战员。为了让这支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的部队休整好，中共黄挪潭区委、区苏维埃政府立即成立了慰劳队和歌舞队，热情为部队服务，慰劳队给部队赶送铺板、稻草、粮食、蔬菜，给战士洗补衣被，赶做衣鞋，编练歌舞节目，到驻地进行慰问演出，让全军指战员睡好、吃饱、休息好。当时任红七军宣传员的谢扶民在解放后写的回忆录《转战千里》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此时，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辛苦的红七军指战员，个个都像流浪多年的孩子重新回到妈妈怀抱那样，感到无限温暖，兴奋地直淌热泪。”

    3月1日，即红七军到达黄挪潭的第二天，汝城匪首胡凤璋探知红七军的动向，立即率领一个团共千余人向黄挪潭快速扑来，企图打红军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因病住在黄挪潭的前酃县县委书记周里得此消息后，立即写信告诉张云逸。当天晚上，张云逸便对部队作了紧急动员，会上，张云逸与黄挪潭区委负责人共商对策，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决定军民配合，在下坪一举歼灭来犯之敌。

    3月2日凌晨，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一个营从板下楼出发，翻过将军山，到达婆婆仙，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经牛角垅、下良桥，正面迎击敌人；一路经秧田垅，坪埂到下坪松江口迂回包围敌人。酃县赤卫队一部也奉命直插烟逢埂，切断敌人向梨树洲逃跑的退路，另一部则直插瓷器窑，切断敌人另一条退路。根据地的人民纷纷参军参战，有的给部队带队，有的组织担架队，救护伤员，有的送茶送饭，红七军战士目睹这种情景，战斗情绪更加高涨。

    胡凤璋率领的千余人一进入凉桥，便受到红七军的正面迎击。走得疲惫不堪的敌兵慌忙迎击，但无法抵挡红七军战士的进攻，不久便顺着来路向后逃窜。红七军紧追不舍，将胡匪部队逼到下坪松田埂，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红七军迂回部队顿时开枪射击。在红七军南北夹击之下，敌兵溃不成军，大部分残敌逃到瓷器窑时，又遭到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我赤卫队的伏击，顿时全员四散奔逃。战斗结束后，红军清点战场发现，此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敌人200余人，缴枪110余支。

    3月3日，正值正月十五，中共黄挪潭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在廖家祠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红七军全体指战员，当地干部、群众代表与红七军将士频频举杯，共度元宵佳节，共庆下坪战斗的胜利。

    下坪战斗是红七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大胜仗，迫使湖南的国民党三个师滞留桂东、资兴一带，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保卫了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