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妖”被除名智救毛泽东

    1927 年9 月9 日，秋收起义打响，而在这一天，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却遇到了一场生死考验。原来正当这位新任的前委书记风风火火从安源到铜鼓准备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时，却在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住了。

    关于这次遇险的细节，1936 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

    在此危难时刻，毛泽东能逢凶化吉，其中当然体现了他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然而就在此危急关头，不仅有“一个同志”借钱给毛泽东，而且还机智地掩护过他，并让他顺利脱离险境。这个人就是潘心源。

    潘心源，浏阳丰裕山伍家渡人，出生于富裕家庭。17 岁考进长沙岳云中学，次年牵头成立“浏北新民社”；因蔑视时代且文笔激扬，加之慷慨捐资办《新民》刊，被推为首届主编，先后撰写《打妖》《乡村革命与新旧调和》《五七国耻纪念日泪告同胞书》等言辞犀利的文章，阐述“现在要弄好中国，谁都知道要推翻坏政府，打倒坏军阀，驱逐坏政客”等救国之道。不仅如此，他还以实际行动投身于革命，先是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6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 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就在他积极引导和影响学生进行革命活动时，却被当局教育部门以“不务正业”为由予以开除。于是，他干脆返乡当起了职业革命者：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其间为了给穷苦百姓做出榜样，他动员自己的母亲参加革命，并推荐她任乡妇女主任兼管农会财务，然后又带头清算其岳父的“老帐”，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救荒委员会，闹起了粜米风潮，赶走为虎作伥的团防局长。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时，潘心源掌握了用枪支、梭标、大刀武装起来的数万农民军，并率浏阳农民军参加了湖南10 万农民军围攻长沙的斗争。他千方百计保存浏阳农军武装，为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有生力量。

    秋收起义前夕，潘心源到江西安源会见毛泽东，并参加了前敌委员会军事会议。会后，毛泽东和潘心源从安源出发，经浏阳奔赴铜鼓，去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举行起义。就在快到铜鼓时，一行人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获。当团丁发现毛泽东跑了，一边高声地叫着“跑了，跑了！”一边端起梭镖就追！这时，潘心源几个箭步冲到团丁面前，拦住团丁们的去路，大声喝道：“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名堂，青天白日竟敢到处抓人！我要去团防总局那里告你们的状！”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一下给镇住了。就在团丁一愣神的霎那间，潘心源故意朝毛泽东逃跑的相反方向边喊边跑：“老板，等等我！”……毛泽东就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脱了险。

    潘心源，这位当年的浏阳县委书记，在危急关头救护毛泽东这一功，是应该永远记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的。

    自创游击术错送“袁王”命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心源则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艰苦条件下，潘心源坚持斗争，并领导成立浏北游击队，很快打开了浏阳地区斗争的局面。此后他承担着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的重任。1928 年7 月22 日平江起义后成立了红五军，潘心源又率领平（江）浏（阳）游击队加入红五军第二纵队。其间潘心源根据游击战争的实践，总结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学会打圈子”等游击战术，为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潘心源的功绩不仅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所称颂，而且连后来的苏区政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譬如他牺牲后不久就被苏维埃政府评为烈士，便是明证。然而，因为潘心源曾在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之一的“袁王”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导致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井冈山“山大王”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以至于演绎了一场令人扼腕叹惜的悲剧。

    1929 年冬，中共中央委派潘心源（化名袁清泉） 为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督查工作，并传达贯彻“六大”精神。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陪着他巡视了永新、宁冈，后又派人护送他前往位于永新、安福的天河红五军军部，巡视红五军的情况。根据近半月的巡视，潘心源觉得有三件事要急于处理：一是将湘赣边界、赣西特委合并组建赣西特委；二是成立红六军；三是处理袁文才、王佐。他亲自指导召开了“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从而为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定下了调子。于是，依据潘心源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制定的特殊“预案”，有的史学工作者根据事发后第3 天即1930 年2 月27 日长沙《大公报》发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袁王”；有的则认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即潘心源）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又被称为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有的还认为，是由彭清泉和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彭清泉和朱昌偕负责。从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史料分析，基本上都认为潘心源与“袁王事件”脱不了“干系”。其实，熟知井冈山斗争史的人都知道，“袁王”被错杀的原因极为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说清的。我们评论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单独地从一个角度来看，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对于“袁王”被错杀事件，毛泽东在1965 年回到阔别38 年的井冈山时就曾对人说过：袁、王的死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袁、王的冤案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不应追究是哪个人的责任。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军地党组织和毛泽东都没有因为此事给潘心源穿“小鞋”，因为在1930 年后，潘心源任红四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常委（总前委由赣西南特委、粤东特委、四五六三军军委共同组成，总前委常委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潘心源等人）等职务期间一直和毛泽东密切配合、并肩战斗，所以，作为坚定的革命者、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潘心源并没有因为“袁王”事件而淹没他应有的光芒。

    怅望长沙城血洒玉环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曾多次发生过“左”、右倾错误。1930 年二打长沙便是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潮影响下所作的战略误判。红军一打长沙后不久，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红军再次进攻长沙。1930 年8月24 日，潘心源亲率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28 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30 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不出，让劳师远征、企望速战速决的红军官兵无可奈何。

    直到9 月3 日，潘心源从总指挥部获悉守敌将以10 个团的兵力从红三军团正面出击，在总指挥部的支持下，马上进行歼敌部署：由红三军团一部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另外协调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对敌进行伏击。是役，毙敌600 余人，俘敌团长两名及士兵1000 余人，缴枪1000 多支，并击伤敌旅长陈渥及两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再也不敢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