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同学霍玉华打来电话，说她在《老年文摘报》上看到一篇文章 《彭德怀亲定特务队为左权报仇》，文章中提到了我的父亲：1942年，时任祁县抗日县政府县长、29岁的共产党员刘秀峰。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怎样与彭德怀、与左权相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写文章的由头是什么。于是，我赶紧到单位传达室询问有谁订了 《老年文摘报》，好在这份报纸还未被主人取走，我急急浏览并复印。方知这篇文章原载《北京青年报》，作者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国首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与林一的儿子滕久昕，他根据母亲林一生前写的亲身经历及相关材料所撰写。我又从网上查到原载于《北京青年报》上的原文，细读之，很受鼓舞，立即给姐妹们打电话，姐妹们也为之高兴。因为我们曾写过一篇文章《父亲的祁县战斗纪事》，由于尚不知道父亲的这件事，自然未被收入我们刚出版的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峰高水底清》一书中。四姐建议我就此写一篇文章，标题为《没有收进纪念书里的故事》。

    文章写到1942年，日军在大规模扫荡的配合下，派出两支 “挺进队”企图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八路军重要领导人。八路军在成功组织突围的过程中，也蒙受了一些损失，其中就包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此次突围中牺牲。为了给左权将军报仇，当年年底，八路军选派精兵强将组成“暗杀队”，如神兵天降，只用匕首就全歼了日军挺进队。

    要知道，被我们消灭的这支挺进队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被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命名为“益子队”（因其队长是步兵第223联队益子重雄中尉），其任务是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另一支挺进队是 “大川队”（其队长是步兵第224联队大川桃吉中尉），其任务是破坏一二九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这些日军穿着八路军军服，配发了便衣和雨衣，全副武装，携带电台和信鸽，还有八路军首长的履历等。他们不走大路，常常是绕过村庄，在夜间活动，有时不惜攀登岩石、绝壁。

    左权将军牺牲后，彭德怀在打麦场上集结八路军，发出了激动人心的战斗指令：为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当年腊月，八路军情报系统得知春节时“益子队”要在祁县县城召开“庆功会”，这是歼灭敌人的绝好机会。此时不报仇，更待何时？但是，准确的情报从何而来？时间、地点、人数如何能获得？如何能让我军指战员进入宴会饭庄？这都需要精确获得并筹谋的事情。要知道，当时祁县的形势可是相当恶劣，由于日军频繁地扫荡，抗日县长、独立营长、公安局长等先后叛变投敌，这些叛徒在县城公开替日军做事。祁县的党政机关不得不转移到邻县榆社办公。留在县里的情报人员都是时任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一科科长林一派遣进去的。林一知道这些情况后，马不停蹄地赶到祁县，将掌握的情况向时任祁县抗日县长、29岁的共产党员刘秀峰交底，任务是摸清宴会的时间与地点，设法将我军暗杀队人员带进城，并为暗杀队提供匕首，要一声不响地完成任务。

   至于我的父亲是怎样去完成这一任务的，文章没有记叙，但结果是大获全胜。我军指战员化装成日军的异地朋友，或是来洽谈生意的商人，或是饭庄跑堂的，大摇大摆地分布在日军挺进队的周围，以酒杯为信号，暗杀队员齐刷刷亮出匕首，同时动手。日军正喝得酩酊大醉，如何能想得到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等他们清醒过来准备反抗时，整个饭庄已经一片狼藉。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日军益子队的特务已经全部被杀死，头颅皆被砍下装入面袋。次日，长治城、祁县城、太原城分别挂出了益子队队员的人头。八路军在祁县暗杀益子队的行动，引起益子队其他特务的极度恐慌，为避免八路军的继续追杀，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令解散这支精锐的益子挺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