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神秘客人”叫刘作述，是永新早期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后任红三军纵队政委，是黄公略军长非常器重的指挥员，而我的两位堂兄已是秘密中共党员，我家就是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我在附近几个村庄当中算是个孩子头，受父兄及族中多位革命骨干的影响，表现积极，被推选为乡儿童团团长，就此应验了刘作述同志当“土匪”的那句戏言。

    第一次参加战斗被父亲背回家

    当年根据地有这样的规定：25岁至45岁的青壮年参加赤卫队，17岁至24岁的青年参加少先队，8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

    苏区的共产儿童团诞生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当中，其基本成员是农村的苦孩子。团员们平日脖子上系一根红带子，每人一支木枪或一根“花棍”（加工过的木棍），这些“行头”都由自己家里准备，并无统一规格。我们曾要求像少先队一样配备铁头红缨枪，但苏维埃政府认为我们年龄太小，操练时容易伤及同伴，没有同意。

    那时山村孩子难得上学，集体活动对我们有很大吸引力，尤其男孩子天生喜欢军事游戏，有活动时招之即来，个个踊跃。因为读过几年书，我这个儿童团长还兼任过乡政府的文书，有空时喜欢练习吹号。

    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928年的春夏之交，袭击目标是30里外茶陵县高陇镇的挨户团。那天晚上，父亲带着我随游击队从梅花出发，翻山越岭抵达高陇民团的土围子。战斗一打响，游击队长便叫我吹号。第一次听到枪声，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再加上走了几十里夜路很累，号怎么也吹不响。这个据点四周筑有坚固土墙，我们只有七八条枪，没能冲进去，还牺牲了1名游击队员。天将亮时队伍快速回撤，我困得实在走不动，是由父亲背回来的。

    把睡懒觉的干部从床上拉起来

    在根据地，凡是苏维埃政权可以稳定运转的乡镇，几乎所有劳动家庭的儿童都加入了儿童团，我们的活动也丰富多彩。地主子女是不允许加入的，昔日他们趾高气扬，随意欺辱穷孩子，此刻则变得灰溜溜的，站在远处羡慕地看我们练队列、排节目。

    儿童团通过写标语、出壁报、搞文艺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和英雄事迹，歌颂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鞭挞封建制度、陈规陋习和官僚作风。记得1930年湘赣“十万工农下吉安”，第九次攻打吉安城时终于取得成功，时任潞江区儿童团团长的我带着儿童团员们在路旁表演踩高跷，迎接参战队伍返乡。我们有的化妆成兴高采烈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有的化妆成失魂落魄的地主老财，那热烈欢腾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实行义务教育，开展扫盲运动，是苏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农村家庭不愿让女孩子外出上学，儿童团员们便挨户做工作，组织她们进识字班学习，同时也动员不识字的父母、成年的哥哥姐姐们参加夜间扫盲班。

    那时候，农村吸鸦片和赌博的现象很普遍，难以根除。我们这些思想单纯、无所顾忌的儿童组成了禁烟禁赌先锋队，所向披靡，战果累累。只要一发现有吸大烟、聚众赌博者，我们立即手持木枪花棍冲进现场，砸毁烟具、赌具，哪怕叔伯老子在场，也一律不留情面。

    破除封建迷信也是一项重要任务，只要苏维埃政府一声令下，儿童团员们见菩萨就打，见神龛就砸。有的老人警告说：“菩萨很灵，打不得，他会记住你，报复你的。”于是，我们就把脸涂黑，照打不误。晚年想起这些细节，也觉得好笑：把脸涂黑还不是怕被菩萨认出来嘛！

    当年我们都会唱这样一首歌：“小朋友，大家齐动手，收集弹壳，破铜烂铁都要收，送去兵工厂，制造新弹药……”那时敌人对苏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每个儿童团员都有收集废金属的指标，并开展评比。一等奖是飞机，二等奖是火车，三等奖是汽车，完不成任务的则要背乌龟。当然了，这些东西都是画出来的。记得有个孩子曾创下了当时的记录：一次上交空弹壳60多斤。

    大约从1931年开始，儿童团和少先队都组建了“轻骑队”，任务是净化社会风气，打击官僚作风。遇到那些爱睡懒觉的干部，我们一面高喊“反懒惰”一面拍门，有时闯进屋掀开被子，把人直接从床上拉起来。“轻骑队”发现讲排场及浪费现象，就出壁报曝光，还派人盯住饭馆，看是否有官员进去大吃大喝。

    不少苏区干部领教过儿童团的铁面无私。儿童团成立之初便承担站岗放哨的任务，小伙伴们执法认真，不论陌生人还是熟人都必须出示路条或通行证，否则不予放行。干部下乡忘记带路条，常常被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带到乡政府进行处理。有位巡视员在大会上号召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不吸烟、不喝酒，要求我们“发现一次吸烟或喝酒就出壁报公布，把人请到县儿童局进行批评”。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发现他在饭馆里抽烟喝酒，于是当面质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在战火中成长为铮铮铁汉

    共产儿童团诞生于武装斗争之中，一开始就按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组织起来，定期进行军事训练。每年全县儿童团会操一次，区每年两次，各区、乡还时常组织儿童团队列比赛。此外，共青团还请游击队员和红军伤病员给我们讲军事知识，教刺杀、投弹这些单兵动作，带我们“打野操”，即野外战术演练。苏区儿童在战争环境中学习军事，兴趣高，记得牢，很小就树立起组织纪律观念，为参加战斗打下了基础。

    根据地多为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信件及消息主要靠人力逐站传递，有马也不能骑，因为目标太大。信件通常分3个等级：“急件”插1根鸡毛，“火急件”插2根鸡毛，“十万火急件”插3根，这就是著名的“鸡毛信”。若一时找不到鸡毛，就在信封上画圆圈代替。儿童团员还利用到白区走亲戚的机会，为红军和游击队侦察敌情。有一次，儿童团员贺金姬被派到白区进行侦察，她沉着机智地通过敌方哨卡，而后用巧妙的方法探知敌人的数量和所住位置。这些情报发挥了作用，贺金姬受到湘赣军区的表扬。

    土地革命时期，男儿童团员有的直接参加红军，有的先加入少先队、游击队，或担任挑夫、担架员等，而后正式编入部队。这批“红小鬼”在战争中伤亡数量大，只有部分人经过长征胜利走到延安，后来见到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上飘扬。在共和国将军行列中，不少人曾经是当年的儿童团员。红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留下的新老儿童团员们境遇各不相同，有些同家人一起艰难度日，有的在当地坚持斗争，很多人牺牲了，也有一些人离开了，凡是坚持下来的都是铮铮铁汉。

    （本文摘编自《回忆苏区儿童团》，《百年潮》2011年第2、4期。彭富九将军于2011年6月逝世，该文是他的生前遗作。）

    链 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以江西为中心建立起10多个革命根据地。在这些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党也建立起儿童革命组织。

    当时，各根据地儿童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劳动童子团，有的叫列宁劳动童子团，有的叫劳动儿童团，有的就叫儿童团。在年龄的规定上也有不同，有的是从6岁到15岁，有的是从7岁到16岁，还有的是从7岁到14岁。儿童组织的性质和任务没有明确规定，在教育和活动内容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依照少共国际与国际儿童局来信的精神，在1930年12月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儿童运动决议草案》，决议中确定，苏区的儿童组织名称统一定为“共产儿童团”。共产儿童团团员的年龄为7岁以上14岁以下。并规定：共产主义儿童运动，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从中央到各级团部迅速成立儿童局，各级团部的儿童局，就是儿童运动的各级组织和领导机关。

    1931年10月，苏区中央儿童局又一次做出决议，制定了共产儿童团的组织法和编制法，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儿童团的组织性质和工作原则：共产儿童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后备军。并提出，共产儿童团的工作要适合儿童心理，根据儿童的特点开展文化娱乐工作，从中贯彻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决议还确定：共产主义儿童团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各级干部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此举标志着苏区儿童工作的日趋成熟，也有力地促进了苏区儿童运动的大发展。据统计，截至1930年11月，全苏区共产儿童团员达到70余万。共产儿童团的标志是红领带。红领带的红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也是革命胜利的象征。呼号是：“准备着！时时刻刻准备着。”礼仪是：右手五指并拢，高举过头，表示全世界五大洲的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

    (本文摘编自中国共青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