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杨虎城请缨抗日的“泣告全国书”、孙蔚如代表杨虎城致徐向前、陈昌浩请求派使和谈的亲笔信，以及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的“八一宣言”中，都引用了同样的一句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由此发展为“停止阋墙，共御外侮”的迫切愿望，进而唤起了国共两党“阋墙御侮”的根本觉悟。

    五、《汉中密约》源于中共1933年1月的统战宣言，又称“一月宣言”；“西安事变”的促成因素是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号召全民抗战的“八一宣言”。这就构成了“序曲”与“主歌”基调的一致性。

    六、二者体现了“序曲”至“主歌”的渐进性。《汉中密约》 的反蒋是隐蔽的；而“西安事变”之反蒋是公开的、激烈的。乃至发展为“捉蒋”“逼蒋”“兵谏”。促使其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杨虎城通过《汉中密约》沟通了与共产党的组织联系，并从中炼出了“虎胆”。

    （本文出自长篇纪实文学《1933：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汉中密约》，长征出版社即将出版，作者李伶为原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