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公不仅与我祖父是挚友，他与我祖父的亲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邓以蛰教授也是至交。祖父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当年在国民参政会上，奚若兄那样仗义执言，在昆明西南联大，面对倒下去的闻一多、李公朴，奚若兄更是毫无惧色，更加严厉地抨击国民党的暴行。现在有人说人家当年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这是胡说八道。奚若兄这位刚直不阿的陕西硬汉，以他的政治取向和超凡的耿直、执着性格，怎么会对国民党“小骂”，又怎么可能对国民党“大帮忙”呢？祖父告诉我，北平被日军占领后，他将家中书籍托付他人保管后匆匆逃到天津。抗日战争胜利后，祖父回到北平时，在东安市场的书摊上看到很多书籍上有他的法文签名。祖父多年积攒的书籍无法收回，每当回忆起这件痛苦的往事，他都会对我说一句:“张公公把书都交给邓以蛰公公了。他从昆明回来一看，一本都没有少。”言语中不仅称道了邓以蛰教授的人品，更见证了张、邓之间的友谊。

    记得1972年5月，我随祖父到张公公家拜访。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公公。张公公看上去身体有些弱，但目光还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么犀利。他问了我几句学习上的事，就和祖父谈起公事来。我们离开时，张公公还亲自送我们到大门口。

    一年后，张公公去世了。祖父陪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邓颖超等同志一起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追悼这位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铁硬的知识分子。我在家里随长辈一起向着张公公的遗像鞠躬致哀。

    直到现在，我家和张公公家还经常走动。我们这些后人时常聚在一起，回忆当时祖辈们交往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