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许德珩(左一)、张奚若(右一)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代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北大、清华等高校陆续回迁，祖父与张奚若公公又在北平相聚了。在北平期间，他们仍然像抗战期间在国民参政会时一样“不安分”。沈崇事件发生后，张公公与祖父等11位教授在《益世报》上发表文章，谴责美军的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以免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1948年6月12日，张公公与祖父等北平各大学的437名教授以《为反对美国扶日致司徒雷登书》为题，联名公开致函美国驻华大使，揭露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彻底，抗议美国政府公然违反《波茨坦协议》，指出美国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权利和感情。

    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很快就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对比。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开封战役中，毛泽东逐字逐句地修改了对开封守敌的喊话材料，中共中央军委颁布了8条《入城纪律守则》，要求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向攻城部队下达城市政策纪律7条规定，号召大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执行政策纪律的模范。与此相反，国民党当局依仗其武器优势，在作战中对开封古城狂轰滥炸，导致十余万平民丧生，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祖父得到消息后，为抗议国民党的战争罪行，联合九三学社全体同人发动北平各院校的百余名教授共同发表宣言，“迫切呼吁全国父老，共起抗议，万勿再有此等轰炸行为，置民族生存及文化前途于不顾。”张公公闻讯赶来，毅然在宣言上签了字。

    1949年1月，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张公公与祖父一同约集北平各高校的教职员工召开会议，邀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介绍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大家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2月26日，张公公与祖父一同出席了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和中共北平市委举行的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并发言。3月25日，他们两人又一同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到京。3月29日，他们一同代表新中国到欧洲出席世界和平大会。6月16日，他们一同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当时祖父是北京大学的代表，张公公是清华大学的代表。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的晚宴上，毛泽东主席看了一下他所在的桌子上的来宾后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何香凝和华侨老人司徒美堂，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在新中国的人民政权里，张公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而祖父则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他们同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经常一同参加政务院和全国政协的会议，一同为建设新中国奉献他们的知识和智慧。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经周恩来总理动员，祖父辞去了北京大学教职，专心从事政府工作。因此，我家也从北京市东城区的府学胡同北大宿舍搬到了地安门慈慧胡同的一所院子里。张公公也离开了清华大学，专职政府工作。他的家从当时还是郊区的清华园搬到北长街。

    搬家后，我们两家相距约两公里。工作之余，祖父与张公公之间走动更加频繁了。祖父也带我访问过张公公的新家，记得那是一个两进的院子，房子不多，树也不多，东边的矮墙外就是故宫的筒子河，南面与陈云副总理家为邻。当时我还对张公公说:我家的院子比您家大很多，院子里的树也比您家多，为此还让祖父批评了。

    没想到张公公记住了我的话。一次张公公到我家做客，还特意当着我的面在我家的院子里各处查看了一遍。此后他对祖父说:楚生兄，你家里有这么多树，你至少比我多活十年(借张公公的吉言，祖父在百岁驾鹤西去)。我家后院有一颗大杏树，每年夏天都结很多果实，一颗颗白白的大杏把枝条压得垂向地面。果实很甜，轻轻一掰，就分为两半，里面的杏核可随着掉出来。这是张公公最喜欢的。每当夏天杏成熟时，他就第一个跑到我家来，此前祖母总是先将杏洗好准备着。张公公不光自己大吃一顿，还让司机叔叔从后备箱拿出一个铁桶，叫我去给他现摘一桶带走，给家里“尝尝鲜”。

    张公公对于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23年，是该系任教时间最长的教授。他曾经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当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地告诉诸位，四年的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以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担任新中国教育部长期间，张公公主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和劳动教育，他还主持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并制订了《小学生守则》。

    张公公一生耿直，在被免去教育部长职务后，专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社会职务的变化，对于我祖父与张公公之间的友情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仍然频繁走动。张公公不仅是大炮，也很幽默。1959年，祖父率中国代表团到越南出席太平洋五国渔业会议，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他们用法文和中文轮流交谈，彼此进一步加深了了解。记得祖父回国后找到张奚若公公聊天，当提到访问的事，祖父得意地对张公公说:“我有两位同庚，一位叫戴高乐，一位叫胡志明。”机敏的张公公马上接着说:“我这里也有两位同庚，其中一位是希特勒，另一位是尼赫鲁，比你如何？”祖父闻听后几乎喷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