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荡丑类,还我山河”——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抗日名将、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曾以此通电全国,率众伐之。
又一个“九一八”纪念日到来,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夏同胞再一次共同掀起了对日本“购买”钓鱼岛闹剧的“讨伐”浪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身处繁华的沈阳都市,昔日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的断壁残垣,早已被一座座高楼巨厦掩盖;当年日军炮弹落地“第一坑”旧址上,亦架起了贯穿南北的铁路桥。
然而,那烙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耻辱和伤痛却从未消逝。“九一八事变”——历史永远不会忘却,中华民族永远不会、也不该忘却!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柳条湖
秋夜,凉风习习,沈阳城北郊的柳条湖平静如昔。
可当指针指向22时20分左右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下就把当时居住在柳条湖附近的郭宝义震醒了。
今年97岁的老人回忆说,就是那一声巨响拉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被称之为“柳条湖事件”。
当晚22时许,日本关东军中尉河本末守率部下按计划到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
实际上,为了制造侵略行为的“借口”,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进攻北大营完全系“自卫”行为。
“赤裸裸的谎言背后,是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王学清说,从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并侵占台湾到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日本早为武力侵华做好了准备。
1928年,日本关东军炮制了“皇姑屯事件”,将不服从摆布的“东北王”张作霖炸死。当年12月29日,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不顾胁迫,毅然通电全国,实行东北易帜,使国民政府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
同时,这也使日本加速了武力侵占东北的步伐:从1929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
1931年4月到9月,日军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不仅从各地调兵遣将,还竭力煽动仇华情绪,发给日侨枪支组织军事训练,并频繁在北大营附近组织实兵军事演习。
“闭着眼睛,我都能打到北大营。”——这是1931年9月12日,一名日本炮兵少尉在《日本军部档案》的记录。
1931年9月18日23时10分,北大营
“我们突然被一声爆炸声惊醒,但没想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那天,在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当兵的陈广忠才16岁,他生前无数次和人讲起往事,有时喝了酒,就忍不住流泪哭诉,“当晚大约23时10分,是日本人屠杀最惨烈的时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平时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被日本人追着打,有的就用刺刀捅,满地都是血,上级还让我们不得还击……”
也许,没有那道不抵抗的指令,悲剧就不会发生。然而,历史没有也许。
当天,是星期五,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旅长王以哲和3个团长以及大多数军官都不在营区。在位的最高长官赵镇藩,只能几次用电话请示在城内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而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其间,荣臻又指示部队必要时可组织撤退。
在北京一所戏院抱病与英国友人看戏的张学良,接到荣臻的电话报告之后认为:这是日军借演习挑衅,要避免日军找借口扩大冲突,命令不得开枪还击。
1990年,张学良2次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他坦承:将日军的全面武装侵华错误判断成了局部的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的指令。
不抵抗政策,让中国人烙上了抹不去的屈辱和伤痛。
2012年9月16日,现居上海的78岁老人李广生专程赶回沈阳,在“九一八”纪念馆参观之后,又带着泪花来到北大营旧址。
81年前的今天,他已去世的父亲李有福正在北大营当兵。
从小到大,李广生无数次地看见两鬓花白的父亲望着胸口4寸长、蜈蚣似的刀痕一口口叹息——那是日本人留下的。父亲给他讲:“上峰命令不抵抗,可不还手的战友一个个被刺刀扎倒。我的枪还在库里,就豁命抡拳上去拼,挨了一刀后让几个战友强行救走了。”
也许,没有亲历过的人,无法真正感知那刻骨铭心的惨痛和耻辱。但记者在“九一八”纪念馆采访时依然看到:在一幅幅罪证前,不少伫立的老人、青年、学生或是紧皱眉头,或是眼含热泪。那不会仅仅是因为仇恨,而是怜悯、同情、不忍,是一个民族善良之心不经意的焕发。
1931年9月19日5时30分,东大营
这一天清晨,东北军第七旅又一次进驻位于沈阳城东10余公里处的东大营。不同于以往的进退有素,他们狼狈之中带着悲痛、血迹之中夹着眼泪。
据史料统计,这一战,中国军队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死亡2人,受伤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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