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率部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之下，北上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方志敏不幸被俘。此后在短短六个多月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文稿和信件。关于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推敲、有待考证、有待探索。这里谈四个问题。

    一、国民党军法处为什么会同意方志敏写作？

    方志敏的写作是经国民党军法处批准的。国民党监狱当局同意方志敏写作，提供笔墨纸张，并且没有进行任何的干预，这为方志敏的狱中写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那么，国民党军法处为什么会同意呢？

    先看方志敏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关于这一点，方志敏文稿中曾两次提及。

    1935年2月2日，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笔纸，他在一篇文稿中写道：

    我写一条子给军法处，要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军法处满口答应，以为我是要写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我在狱中写下这一本略述，当然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

    在另一篇文稿中，方志敏写道：

    为要延缓敌人对我们死刑之执行，以达到越狱的目的（因为一时找不到人送信出来，得不到外援，恐越狱是要成为幻想），与取得在狱中写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敌人说了个谎。我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敌人乐得甚么似的，赶快令看守所供给桌椅笔墨和稿本。他们满望从此得到一点“剿匪”材料，以便更凶恶地来摧残苏区。实在，我却利用这个机会，写成了好些文稿保藏着，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

    由此可见：在方志敏看来，国民党军法处之所以同意其写作，是“以为我是要写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满望从此得到一点‘剿匪’材料”。

    不过，笔者认为，国民党军法处未必指望方志敏写什么“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反正文稿掌握在他们手里，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若方志敏写的东西符合他们的意图，当然好，可拿来发表，作为攻击共产党的武器；若骂国民党也无所谓，放在保险箱里就是了；而且不管方志敏写些什么，都可作为资料，用来研究以对付共产党。当然，后来这些文稿传了出去，交给了地下党组织，则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笔者以上观点能否成立，有待进一步论证。

    二、方志敏在狱中是如何密写的？

    为了保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有些是密写的。比如：在《我们临死前的话》的文末，作者注明：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完，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在《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的文末，作者注明：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写成，六月十九日密写。

    因为是密写，上海党组织收到文稿，就必须先显影再誊写。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特科临时负责人的王世英回忆道：“1935年下旬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原件存上海特科。”

    除了上述两篇文稿是密写外，1935年6月11日前后，方志敏又写了《给中央的信》和《遗信》，也均是密写的。至于其它文稿是否经过密写，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有部分狱中文稿是经过密写处理的。

    于是，人们不免有这样的疑问：在当时的条件下，方志敏是如何得到“密写药水”的，是怎么掌握密写技术的，又是怎样密写的呢？

    三、方志敏究竟写了多少篇文稿？

    1935年6月11日上午，方志敏在给党中央的信中，罗列出他撰写的七篇文稿的标题：“一、《我参加革命斗争的略述》；二、《我们临死前的话》（相当于一篇绝命书）；三、《给闽浙赣同志们的一封信》；四、《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五、《狱中纪实》；六、《死》（也是纪实，以小说形式写的）；七、《可爱的中国》。”“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这7篇文稿除《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尚未找到以外，其它6篇都已收入《方志敏文集》。方志敏十分看重这些文稿，为了保险起见，他还花大量的时间誊写，备有副本。不过，方志敏是把所有的文稿都抄一遍，还是有选择地誊抄了部分篇目，不得而知。

    经过专家考证，有据可查的方志敏狱中文稿共有16篇（其中4篇只有标题）约13万字，这是烈士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这些狱中文稿是分4次“传送”的，但真正被党组织收存只有两次。其一是高家骏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的，其二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的。而两次“传送”失败的稿件是副本，还是原件，不得而知。如果丢失的不是副本，那么，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就不止写了1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