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日军方面，有称雄亚洲的海军舰船巨炮，对着中国守军轮番轰击；登陆日军前有装甲车开路，后有大炮做火力支援；空中的飞机更是如入无人之境，肆意狂轰。而中国守军的装备落后得可怜，重武器、防空武器几乎没有。战斗进程中，后方支援的几门迫击炮都被视作宝贝。唯一能与日军比较的，仅仅是人数。十九路军和第5军几乎是靠血肉之躯，扛住了日军一个月的疯狂进攻。

　　白川义则带来的日本援军，把这最后一点点薄弱的平衡也打破了。日本陆军第11师团和第14师团在上海登陆。此时，白川手中握有7万重兵、两个海军舰队数十艘军舰、飞机300余架。

　　十九路军和第5军，总兵力只有4万余人。经过了一个月的鏖战，兵力损失已近三分之一，武器损耗极大。然而，他们的防线却绵延50余公里，正面防守已经难以支撑。左侧后的浏河一线约20公里的沿江防线，仅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个连驻守。如果浏河一线失守，正面防线的中国守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态势。蒋光鼐深知个中凶险，但手中无兵可派，他只能一次次地向国民政府军政部急电求援。蒋介石发回仅仅是“固守”、“加强戒备”等空洞的命令，援兵迟迟不见。

　　3月1日，掌握绝对优势的日军，发起了不分主攻方向的全线攻击，意欲毕其功于一役，击溃中国守军。

　　鏖战一天，日军付出惨重损失，却并没能在正面防线占什么便宜。但中国守军的软肋还是被找到了——当日傍晚，浏河失守。

　　浏河告急，蒋光鼐再次急电军政部求援，还是石沉大海。

　　腹背受敌的十九路军，被迫撤退至黄渡、方泰、嘉定、太仓的第二道防线。这是一次主动的、有计划的撤退。正如斯诺在报道中写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外国军事观察家都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有才能，在战术上也很正确……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翁照垣旅是最后一个撤出防线的。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接到撤退命令时，翁照垣已经决意违抗命令。

　　当时的战场态势，翁照垣旅基本已被日军合围，撤退只能向西，要突破日军两道防线，势必代价惨烈。翁照垣和所属两个团的团长一合计，与其在撤退路上牺牲殆尽，不如寸土不让，与敌人拼个玉石俱焚。

　　翁照垣的文稿中，几次流露过“上海的战事也许最终会失败”的想法。这是一个中国军人的无奈叹息，但紧随其后的句子往往是“失败是将来成功的出发点。” 败局已定犹拼死力战，翁照垣准备以决绝死战的姿态，捍卫军人的荣誉。

　　就在翁照垣抱定玉碎决心、死守吴淞时，一个叫吴迈的律师来到了旅部。吴迈自称是王屏南的好友，受上海市民公举而来。上海市民已知十九路军准备转移，而翁照垣旅执意不撤。吴迈就是来劝翁照垣暂保实力，撤离吴淞的。

　　吴迈的好意，翁照垣当即谢绝。没想到，吴迈竟然声泪俱下地跪在了他的面前。小小的指挥部中，一时无比悲壮。

　　见此情景，旅参谋长丘国珍给出了另一种撤退的方式：以进为退。全旅向嘉定方向撤退，途中经过庙行、杨行，皆是此前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日军会有重兵防守。我军若击溃敌人，则乘胜转移嘉定。若战败，则以身殉国。

　　这个提议被翁照垣采纳。是夜，翁照垣率队兵分两路，向杨行、庙行出击。行至半途，西北浏河方向忽然枪声大震，官兵皆传是我军夜袭浏河日军，当即军心大振，两路纵队加速前进。

　　没想到，右路纵队穿过杨行竟然未遇敌军。接着，左路纵队也安全通过了庙行。大队人马一路来到了嘉定城郊。本来想与日军决一死战，却未遇一个敌人。翁照垣感到非常纳闷。

　　直到第二天，谜底才揭开。原来，该旅第四团撤退时，在吴淞桥留了一个排殿后。这个排撤退时迷了路，竟然走到浏河方向。走了几个小时，他们看见远处有灯光，本以为是追上了大队人马，可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日军在做饭。

　　排长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全排冲过去就开打。枪声一响，才发现捅了马蜂窝。那里是浏河日军指挥部所在地，四下里日军众多，枪炮声响成一片。黑暗中日军也不分敌我，以为是中国大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庙行、杨行一带的日军也迅速驰援，结果却给翁照垣旅让出了路。那个误打误撞的警戒排，居然在混乱之中又误打误撞地冲了出来，仅伤亡士兵四名，失踪一人，其余全部安全撤到了嘉定。

　　3月2日，十九路军全部撤退到第二防线。他们通电全国：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籍，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防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然而，十九路军再没有与日军决战的机会了。

　　未实施的“救国计划”

　　3月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大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

　　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只是为转移国际社会对“九一八”的关注。在上海有着重大经济利益的美、英等列强已经几次调停，现在国联既已出面，日本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所以，日本赶在国联大会前夕，发表了停战声明。

　　日本很清楚，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据日方资料统计，日本陆军战死620人，负伤1622人；海军战死149人，负伤700人。淞沪战事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军的预料。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却已是强弩之末了。一个并非嫡系的十九路军就让他们焦头烂额，国民政府还有上百万的中央军未动。战端再扩大，日本没有取胜把握。

　　殊不知，国民政府压根儿就没打算动用自己的嫡系部队。当时他们的200余万精锐部队，都在“剿共”的内战战场上。蒋介石的方针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

　　日本宣布停战，国民政府正求之不得。双方马上在国联的组织下开始谈判。

　　没想到，谈到一半，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虹口公园炸弹案件。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天皇生日），日军在上海占领区的虹口公园举办所谓的“中日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庆祝他们侵沪的“战功”，日本驻上海的军政要人悉数到齐。正在兴高采烈、耀武扬威时，19岁的朝鲜志士尹凤吉把两颗特制的水壶和饭盒炸弹扔上了主席台。天崩地裂的爆炸过后，日本军政要人死伤遍地。

　　策划这起爆炸案的是有“民国第一暗杀王”之称的王亚樵。这一炸，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一命呜呼；植田谦吉左脚被炸断截肢；野村吉三郎左眼被炸瞎。三任侵沪日军首领一死两伤。此外，侵沪日军陆战队司令当场丧生，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

　　这次爆炸暗杀的影响，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出人意料的是，不可一世的日军，竟然对这一事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日本当局训令谈判代表重光葵：“停战会不以炸案而停顿。”由此也足见日本急欲结束上海战事的真实心态。

　　5月5日，在上海宏恩医院重光葵的病床前，中日代表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

　　对这次战事和《淞沪停战协定》，各方评价不一。有人认为，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历次战争，未有如此大捷。《停战协定》未损失任何主权，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对外交涉订约最有面子的一次。也有人认为，《淞沪停战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民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承认了日本在上海及其周边的驻军权，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随着这份协议的签署，日本成功达到了转移国际视线的目的，一手炮制出伪满洲国。

　　作为在淞沪战场上流过血的军人，翁照垣对《淞沪停战协定》感到悲愤寒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未能将日寇逐出国门而撤退，实在是莫大的耻辱”。

　　“一二八”事变之后，翁照垣部驻扎在苏州。他在回忆录中隐讳地写道，这期间他曾向老上级陈铭枢提出过一个“革命救国的计划”，并郑重地要求陈铭枢不要对第三个人讲。起初，陈铭枢对他的“计划”表示同意，并约定两天后实施。可过了一天，陈铭枢给翁照垣打电话，让他一个人再来一趟南京。到南京后，陈铭枢对翁照垣说，此事关系重大，他跟蔡廷锴等人商量了一下，他们都认为不妥。这个“革命救国的计划”就此作罢。此事被翁照垣引为终身憾事。

　　文稿中，翁照垣特意在这个“革命救国的计划”后面标注“计划略”，显得非常神秘。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呢？李韧之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托远在比利时的波琳请教了她的父亲——翁照垣的三子翁天生。

　　谜底揭开，这竟然是一次堪比“西安事变”的政变。

　　翁照垣向陈铭枢提出，十九路军突袭南京，发动军事政变，劫持蒋介石，组织新政府，抗战到底。其时，十九路军驻扎在苏州，与南京近在咫尺。翁照垣提出的这次军事政变并非没有机会。对此，翁照垣非常沮丧，并在文稿中评价陈铭枢做事不够果断。

　　虽然这个隐秘的“革命救国计划”最终流产，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种种境遇，已经让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寒了心。

　　淞沪战事结束之后，十九路军被撤出上海，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反蒋抗日政权。后来，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攻击下，福建事变终告失败。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收编分解。这支英勇的抗日军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悲壮的背影。

　　在淞沪抗战中吃了没有制空权大亏的翁照垣，则赴南洋为发展民族航空事业筹款。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翁照垣再一次回到抗日前线，兑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军人，保家卫国的诺言。（照片由李韧之提供　实习生杨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