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9月21日电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何建明执笔、厉华编著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一书。本书是国内首部还原红岩历史纪实报告文学，随着白公馆与渣滓洞历史档案的细节越来越多地被公布于世后，真实“红岩”革命斗争史里所发生的故事，远远超过小说《红岩》的精彩与深刻、生动与悲壮。本书作者通过采访大屠杀中幸存的革命者及其后代，查阅大量解密的历史档案，再现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

　　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这首经典歌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红了一颗颗向往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永志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一个个“江姐”式的人物，她们像红梅一样，让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

　　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在被叛徒出卖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险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二十多名女性（其中有3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性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否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情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们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于是，我们从“红岩”故事中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女人无叛徒。

　　女人是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

　　“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据可靠的材料证明，白公馆相对要早一些，这是因为白公馆最早关的“犯人”中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他们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白公馆的，时间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后来又有像叛徒蒲华辅一家中的母女二人到了白公馆。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馆还关押过“小萝卜头”一家中的徐林侠女士。“红岩”中的“女犯”主要关押在渣滓洞。

　　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囚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三四月份关到渣滓洞来的。她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周香泉当时已有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份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7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16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五六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挺着大肚子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往渣滓洞。在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监狱方就把女牢搬到了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在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4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这一天，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被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三四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