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8省15个地区，坚持了3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保存了革命骨干，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新四军，成为驰骋大江抗战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方3年游击战争逐渐成为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发掘，档案文献的不断公布，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许多史学工作者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评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关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起止时间和阶段划分问题

　　南方3年游击战争作为一个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有一个起止时间。一般讲，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留下的一些红军和游击队在各苏区和游击区坚持斗争开始。由于各苏区、游击区情况不尽一样，原则上讲应该从1934年秋开始了南方3年游击战争。

　　关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结束的时间，争议比较大。现在有4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南方3年游击战争就结束了；第二种说法，认为1937年10月，经过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宣布新四军番号标志着南方3年游击战争结束；第三种说法，认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结束的时间是1937年12月，理由是1937年12月13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对南方游击战争作出了决议和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宣告成立，标志着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完成了历史使命，标志着南方3年游击战争胜利结束；第四种说法，认为1938年3月新四军完成了改编整训开赴抗日前线，标志着南方3年游击战争结束。大多数专家学者不同意南方3年游击战争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就结束的观点，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就结束了，但南方3年游击战争则没有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还在继续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国民党军队还在继续“围剿”红军游击队，图谋消灭红军游击队。当时各游击区是处于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复杂斗争状态，南方3年游击战争还没有结束。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结束的时间应划到1937年10月比较科学，因为1937年10月，国共两党经过谈判斗争初步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宣布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此后就进入了集中改编为新四军阶段，不再属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阶段。所以，1937年12月、1938年3月南方3年游击战争才结束的说法不太确切，从时间上说也太晚了。

　　关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历史阶段的划分，经过多年研究，目前在史学界有两种划法。一种是划法是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坚持苏区斗争；第二阶段，实行战略转变；第三阶段，开展反“清剿”斗争；第四阶段，谈判改编。第二种划法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坚持苏区斗争，掩护红军主力长征；第二阶段，实行战略转变，开展反“清剿”斗争；第三阶段，谈判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第二种划法与第一种划法的不同之处，是把第二阶段实行战略转变和第三阶段反“清剿”斗争划为一个阶段。虽然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三个阶段的划法，因为实行战略转变后，就是分散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反击国民党的“清剿”斗争，二者密不可分的，不一定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

　　二、关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和精神

　　长期以来，人们对主力军长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可以说是有口皆碑，而对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却重视不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研究，特别是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决议》公开发布以后，人们对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 认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牵制和吸引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并给进犯苏区的敌人以打击；

　　第二，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革命武装，在全国抗战爆发后，长征的主力红军发展为强大的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则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第三，在南方,8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在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火种，为尔后开展南方革命斗争，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第四，在我国南方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南方抗日运动的发展。第五，积累了宝贵的游击战争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第六，为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

　　关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这些年来，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有的认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主要表现在：坚定的革命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有的将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概括为：独立自主，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精神；永远忠于党，理想与信念无比坚定的精神；不怕艰难困苦，永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始终高举革命旗帜，斗争永不停止的精神。有的专家学者将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概括为24个字：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团结和谐，浴血拼搏，百折不挠。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是：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勇于战胜任何艰难困苦，视人民为“重生亲父母”，前赴后继勇于牺牲。这些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使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的研究深入了一步。

　　笔者认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的研究和概括，首先要论从史出，要从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历史中来总结和提炼其精神；其次要突出个性，提炼和总结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精神要突出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特点，要有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精神有不同之处；第三要体现当时的时代特点和语言特点，不能根据今天的需要，用今天的语言进行概括。根据笔者对南方3年游击战争历史的理解，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应包括：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坚持、百折不挠的意志，依靠群众、敢于斗争的精神。当然，对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精神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三、关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对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和战略配合问题

　　过去，对红军主力长征的作用强调比较多，对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作用，特别是对南方3年游击战争对长征的战略配合问题，研究宣传得不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关注研究这个问题。

　　笔者也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先后撰写《试述红军和游击队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配合》、《略论南方红军留守部队与主力红军长征的战略配合》、《略论南方3年游击战争对主力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等论文。主要阐明：南方3年游击战争，不仅打击、消耗了进犯各苏区和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保持了党在南方8省的战略支点，而且掩护和保证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箝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并与主力红军长征形成相互策应的两大战场，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方3年游击战争对主力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迟滞国民党军推进，保证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二）、将几十万国民党军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三）、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坚持游击战争，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四）、南方3年游击战争与主力红军长征形成了在战略上互相配合和策应的两大战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力红军长征与南方3年游击战争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相互策应主要表现在：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调动、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并粉碎了其围追堵截，这在战略上支援和策应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8省15个游击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拖住和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队，使其不能参加围追堵截长征中的主力红军，从而减轻了主力红军长征的压力，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使红军主力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到抗日的前进阵地，把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为党和红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保持了党在南方8省的革命战略支点，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8省的影响，为以后开展南方革命斗争，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四、关于闽中是不是一块独立的游击区和一些游击区的称谓问题

　　过去，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注释以及一些党史、革命史书籍，在解释、介绍南方3年游击战争时，都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14块地区坚持了游击战争，没有把闽中作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的一块独立的游击区。

　　在编纂《南方3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过程中，史学工作者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论证，认为闽中理应是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的一块独立的游击区。同其它14块游击区一样，它具备了如下条件：1.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中始终有党的组织——中共闽中特委——闽中工委，并独立地领导了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2.有独立开展游击战争的红色武装——闽中工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后合编为闽中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3.在3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中党组织领导红军游击队开创并坚持了以常太为中心的莆（田）仙（游）永（泰）边和以罗汉里为中心的福（清）莆（田）永（泰）边两块游击根据地；4.闽中红军游击队最后编入了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是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12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批示同意全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转报的《南方3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的报告，即把闽中作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一块独立的游击区。从此，南方3年游击战争共有15块游击区。

　　关于一些游击区的称谓问题。在编纂《南方3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和对南方3年游击战争研究的过程中，一些史学工作者对《抗战8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与《毛泽东选集》注释中关于某些游击区的称谓提出了质疑。认为，各游击区的称谓，既有一个习惯或传统的说法问题，也有一个科学性、准确性问题。确定各游击区名称的重要依据是这一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名称以及这个游击区所辖范围。应根据这个原则重新研究和确定一些游击区的称谓。

　　1.粤赣边游击区。许多同志认为，这个地区称赣粤边游击区更符合实际。因为：(1))))从该游击区的范围来看，大部分在江西(即包括江西的信丰、大余、南康、赣县、龙南、全南、定南、上犹、崇义9个县的部分地区)，少部分在广东(主要是南雄县的部分地区和游击队曾一度活动到的仁化县)。(2)从该游击区党组织称谓来看，一些历史文献资料中(主要有1937午9月《南委代表给南委的报告》、1937年12月项英《3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42年杨尚奎《赣粤边3年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简历》)，都称当地的党组织为中共赣粤边特委。所以，该游击区不应称粤赣边游击区，而应称赣粤边游击区。

　　2.闽南游击区。这个称谓实际上是不确切的。因为：(1)该游击区不仅包括闽南境内的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县的部分地区，还包括广东境内的潮安、澄海、饶平和大埔等县部分地区。(2)该游击区的武装，既包括闽南的红3团，也包括广东潮澄饶的红3大队和红1大队。后来，这几支游击武装分别编为闽粤边红军第一、三、五支队。(3)1934年8月，这一地区就成立了统一的党组织——中共闽粤边特委，下辖靖和埔、饶和埔、潮澄饶3个县委和漳州市城市工作委员会。根据以上情况，这块游击区称为闽粤边游击区更为准确。

　　3.赣东北游击区，从游击区范围来看，该游击区不仅包括赣东北，还包括皖南、浙西。在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时期，该游击区由赣东北、皖赣、皖南3块游击区组成。1936年4月鄣公山会议后，中共闽浙赣省委鉴于主要活动区域转移到皖浙赣边境，易名为中共皖浙赣省委。所辖游击区除赣东北外，还有皖赣、上浙皖、浙皖、下浙皖4块游击区。该游击区处于皖、浙、赣3省边境，由3省各一部分组成，该游击区党组织1936年4月后一直称中共皖浙赣省委。因此，该游击区称皖浙赣边游击区更符合实际。

　　4.豫南桐柏山游击区。这个称谓也是很不确切的。(1)从该游击区包括的范围来看，它不仅包括豫南，还包括豫西南一部分；称桐柏山游击区也不够确切，因为这块游击区处在桐柏山主脉北侧的支脉之间，且衔入伏牛山东麓一小部分。(2)该地区的党组织为中共鄂豫边省委，1936年1月建立的游击队亦称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所以，该游击区应称为鄂豫边游击区。

　　五、关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和史实问题

　　1.关于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的评价问题

　　项英是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他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临危受命，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主席，领导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军民继续坚持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后，乃至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某些错误，进而否定了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的历史功绩，甚至把项英作为这个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进行批判。这是不公正、不客观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史学工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访问当年与项英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认真反复的分析考证，撰写了《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等文章，并撰写出版了《项英传》，编辑出版了《项英文集》等，开始重新评价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中指出：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与陈毅等临危受命，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积极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执行党中央关于“保卫苏区”的指示，领导苏区军民英勇抗击国民党军进犯；遵照党中央关于“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的指示精神，组织部队分路突围，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要在于都南部一举消灭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的企图，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

　　怎样认识长征后中央苏区的严重损失与挫折？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认为，项英机械地执行中央赋予的任务，未能适时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当时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指导错误是长征后中央苏区受挫的首要原因：第一，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前没有对留下的同志和部队如何坚持斗争作周详的考虑和认真的部署，“训令”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保卫中央苏区”是不现实的。8万多主力红军尚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24师和10余个独立团(且相当部分是主力红军伤愈归队人员)又怎能保卫中央苏区?第二，中革军委划定“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阵地，这无疑是“划地为牢”，束缚了中央分局和苏区军民的手脚，使其难以跳出“三角地区”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第三，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感到难于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屡次致电中央，报告有关情况和请示斗争方针，中央未能及时给予指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战略转变。当然，项英作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对主力红军长征后的苏区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主力回师反攻上，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适时地转变斗争方式，对于中央苏区的损失与挫折是有一定责任的。

　　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中还指出，项英和陈毅到达赣粤边游击区后，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即长岭会议），指导赣粤边游击区实现了由集中兵力作战到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与陈毅等制定了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正确的斗争策略，领导赣粤边军民先后挫败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与中央军第46师的五次“清剿”。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项英正确分析形势，为赣粤边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为促进赣粤边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共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仅直接领导了赣粤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而且指导了南方其他一些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怎样认识项英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的“不妥之处”？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指出，项英由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于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的方针政策不完全了解，在不知道已发生了漳浦事件的情况下，在谈判过程中可能有些不妥之处，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l937年10月26日博古、叶剑英在给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项英为促进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为此做出了贡献，陈毅1940年在新四军成立3周年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诚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的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叶挺在《纪念新四军成立的3周年》一文中谈到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也说：“特别是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许多史学研究工作者认为，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价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因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某些错误而否定了他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贡献，对项英在3年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这些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也是公正的。

　　2.关于高敬亭在3年游击战争期间的功过问题

　　高敬亭是鄂豫皖红28军政委、该游击区的主要领导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高敬亭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由于多方面复杂原因，1939年6月被错杀。因此，过去对高敬亭在3年游击战争中的作用否定的比较多。1977年总政治部给予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

　　如何认识高敬亭在3年游击战争期间的功过问题?在编纂《南方3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认真考证，分析研究，认为高敬亭在3年游击战争期间功大于过。

　　高敬亭在3年游击战争中的功绩是主要的，第一位的，应该充分肯定。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25军长征后，高敬亭根据省委临行前留下的指示，重新组建了红28军，同时很快将分散的各级党组织统一起来。他领导鄂豫皖游击区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了正确的游击战争原则和灵活的游击战术，创造性地建立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便衣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与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挫败了敌人的反复“清剿”，牵制国民党正规军10余万人，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使游击区域扩大到45个县的辽阔地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条件下，他以抗日大局为重，主动提出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经过斗争，使谈判成功，保存了革命力量。鄂豫皖游击区有1800余人编入了新四军，成为保存革命力量最多的游击区。鄂豫皖3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与高敬亭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是分不开的。

　　但是，高敬亭在3年游击战争期间也有一些失误，主要是搞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同志，从而削弱了革命力量，以至在敌人重兵“清剿”面前，仓猝应战，使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对此，高敬亭应负有责任。

　　3.关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军区政委万永诚的评价问题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万永诚率领省委机关及福建军区所属独立第19、20团，在长汀四都一线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受到严重损失。由于这一原因，过去一直把万永诚看成是王明路线在福建的代表。

　　事实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赋予福建省委、福建军区的任务是“保卫苏区，等待主力红军反攻”，万永诚坚决执行中央赋予的任务，率部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长汀失守后，率部到达四都，构筑工事，与敌血战，继续执行“保卫苏区”的的任务。最后，部队严重受损，万永诚亦英勇牺牲。在编纂《南方3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过程中，一些史学工作者认为，万永诚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率部英勇抗击进攻之敌，在组织上是无可非议的。而最后招致失败，主要责任在中央，当然万永诚作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对失败也负有责任。

　　4.关于湘赣边游击区领导人曾开福是否叛变问题

　　曾开福曾任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副书记、湘赣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湘赣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是湘赣边游击区主要领导人之一。1937年6月，他带着妻子携枪逃离部队。过去，许多老同志和史学工作者认为曾开福仅仅是携枪逃离革命队伍，属革命意志衰退，但还构不成叛徒。

　　在编纂《南方3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湘赣边游击区》册的过程中，编写组的同志们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档案材料以及解放后对曾开福的审讯记录，以及曾开福本人的亲笔交待材料。查明曾开福是在叛徒陈洪时(原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策动下叛变的。曾叛变后，通过国民党报纸发表反共声明，同时向敌人提供了游击队内部情况，敌人按照他提供的情况“搜剿”红军游击队。之后，曾开福被国民党任命为保安团大队长、挺进支队副支队长等职。这说明曾开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

　　5.关于毛泽覃是否担任过闽赣军区司令员问题

　　过去，许多史书和人物传在介绍毛泽覃任职时，都称毛泽覃为“闽赣军区司令员”。

　　近年来，经过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后认为，毛泽覃没有担任过闽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6月原建黎泰警备司令部改称闽赣军区，肖劲光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年12月，闽赣军区撤销，设闽赣边区指挥部，宋清泉任司令员。后恢复闽赣军区，宋清泉仍任司令员，一直到1935年5月其叛变。后闽赣军区不复存在。可见，毛泽覃没有担任过闽赣军区司令员。

　　事实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覃奉命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2月，中央分局贯彻党中央指示，组织九路突围，毛泽覃奉命率领部分武装突围到福建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4月，福建省委、福建军区部队在四都地区陷入敌重围，毛泽覃任第3支队支队长，率领该支队向江西突围。4月26日，在瑞金黄膳口的红林山区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