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取“常德仁”的检举1938年武汉大会战前夕，冯玉祥将军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因形势变化，工作也有所变动。当时石敬亭将军任“军委会”战区军风纪巡查团团长，父亲尹心田(1931年加入中共北方特科)任巡查团干事长，庞齐任军法总监部军法督查官。就在此时，冯玉祥将军突然收到一封“冯副委员长亲启”的信件，落款是“湖北宜昌市胜利路一号常德仁寄”，打开一看，信上用工整的小楷毛笔字写道:

　　尊敬的冯副委员长:

　　我是一个普通爱国军人，驻守江防，深知责任重大。我们的要塞司令蔡继伦，天良丧尽，竟在修筑国防工事中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用竹竿代替钢筋修炮台，真是汉奸行为。

　　我知道，您是真爱国、不徇私情、值得信赖的好长官。事关重大，特向您报告，请您过问，派员彻查。

　　属下　常德仁敬禀冯玉祥将军看罢此信后，立即将父亲和石敬亭、庞齐等人找来，气愤地说:“平汉线上修的那些花架子工事，咱们看过了；这封信上反映宜昌的事，看来更严重。你们和郭忏(时任江防司令)马上联系，就说是我说的，请赶快成立个调查组，把这件事搞清楚，我要直接过问。”接着冯玉祥将军一边反复看信，一边自言自语:“小楷字写得不错，文字也挺通顺，此人不是大老粗，不是普通当兵的，还说知道我，常德仁，常德仁……”忽然大声说:“常德仁？常德人！你们去查查看，写信的是不是湖南常德人？民国七年到民国八年，我就在常德。”

　　检查组很快组成，由石敬亭将军率领一行人，去了宜昌，过南津关，直奔石牌要塞。

　　石牌要塞位于今长江葛洲坝与三峡大坝间江段的一个大拐弯处，是控制三峡进出的咽喉。一年多以后开始的三峡保卫战，更证实了这个要塞的战略位置实在太重要了，难怪冯玉祥将军要亲自过问此事。

　　检查组的船到石牌码头时，要塞司令蔡继伦已一身戎装、摆好仪仗迎接。石敬亭直截了当说明来意:检查炮台构筑情况。并叫蔡立即准备洋镐、钢钎等工具，当场拆除一座新构筑的炮兵掩体检查。一洋镐下去，炮台的“水泥”厚壁就啃下来一大块，除外表刷些水泥浆外，里面全是松散的石灰砂浆；再一镐下去，被当做“钢筋”用的小竹竿也露出来了。再拆一座炮台，还是如此，蔡当场就吓瘫了。

　　石敬亭将蔡押回宜昌后，很快审讯结案。原来，蔡继伦与建筑承包商伙同作弊，从中贪污巨款自肥。还查出了，就是这个蔡继伦，远在1927年就假借“国民革命军”名义，没收方本仁的财产自肥，是个老贪污犯了。

　　冯玉祥将军听了报告后，非常震怒，立刻电告“军委会”，将蔡继伦和建筑承包商等一干人犯逮捕，明正典刑，在宜昌将蔡继伦就地枪决。冯玉祥将军及时为一年多以后开始的、历时三年多、军事史学家称之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三峡石牌保卫战及时排除了“重磅定时炸弹”，功不可没。

　　而那位“常德仁”，却再未现身。调查组因为大战在即，很快投入更重要的工作，未能再抽出时间，仔细寻找“常德仁”这位真正爱国的、不齿功名利禄的中国军人、无名英雄。

　　安排鹿钟麟离开河北1939年，西北军宿将鹿钟麟接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到任后，曾亲会朱德、彭德怀，与八路军关系也相当融洽。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鹿与八路军开始互有摩擦，影响了华北抗日大好局面。当时，所有关心抗战的进步人士都为此事感到焦虑。而重庆等地的一些反动小报，也借机生事、幸灾乐祸地挑拨说:“河北本来就是冯玉祥的地盘，现在共产党抢地盘都抢到了老冯头上了，看他再怎么唱高调吧……”

　　鹿钟麟当时也有心主动离开河北，但又不敢走。因为，当年韩复榘退出山东后，审判韩并判处韩死刑的，就是鹿钟麟。蒋介石当年杀了韩复榘后，曾同时给沿海沦陷的各省下过命令，各省政府必须“守土抗战”，否则“严惩不贷”。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江苏省政府迁至苏北兴化，浙江省政府迁至浙西江山，福建省政府迁至闽西三明，广东省政府迁至粤北平远(后蕉岭)……但均在本省境内坚持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