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军当兵到平江起义，从转战湘鄂赣到指挥八路军抗战，彭德怀结识了一批又一批同乡战友，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超越狭隘的老乡关系，把友谊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的基础上，他们的友谊与交往，是经过严酷考验的患难之交，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之情。特别是他与黄克诚的诚挚的革命友谊，堪为人们交友的楷模。
黄克诚，湖南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和湘南起义。1930年被中央军委派到红五军任大队政治委员，即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全国解放以后，彭德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他俩长期共事，相互信赖，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长征路上，大家不相信高度近视的黄克诚能侦察到敌人的真实情况，彭德怀却说：“我信，因为他不说假话!”
黄克诚虽然也是贫苦出身，但比彭德怀多读了十几年书，是个中师毕业的知识分子、历史知识丰富，性格外柔内韧，有独到见解，往往在很多人头脑过热的时候，敢于提出相反的意见。刚到苏区不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黄克诚认为“现在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遭到一些人的围攻，指挥他严重右倾，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黄克诚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全国形势的看法，说明目前不能攻打大城市的理由，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年，黄克诚与彭德怀在攻打赣州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黄克诚批评彭德怀拼命蛮干，是“半立三路线”；彭德怀不予理睬。攻城30多天后，彭德怀不得不撤出战斗。在战役总结会上，彭黄相见，仍然和好如初。用黄克诚的话说。他们是“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
在中央苏区，彭德怀与黄克诚都对肃反扩大化不满，都坚决反对乱捕滥杀，彼此心心相印。彭德怀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黄克诚这位戴眼镜的湖南老乡的认识，彼此的交往逐渐多起来，德怀最喜欢的是他那种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绝不“随风倒”的品格。
1935年2月，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爱看书报的黄克诚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方志敏、寻淮洲、刘伯坚等被捕牺牲的照片，得知留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损失严重，加上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也受到重大挫折，深为党中央的安危担心。于是在同领导谈心时，他提出应避免再打硬杖，尽量保存革命力量，通盘考虑，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因此，领导怀疑他对革命缺乏信心，把他调离团政治委员岗位，回军团司令部赋闲。黄克诚找彭德怀要求工作，彭无奈，只好让他担任司令部侦察科长。黄克诚本来就高度近视，当时他的眼镜又在战斗中被打坏。大家对彭德怀叫他当侦察科长不以为然，不相信一个视力不好的人能侦察到敌人的真实情况。然而彭德怀说：“我信，因为他不说假话!”
黄克诚说他与彭德怀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但他们的争论不伤感情。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些人对彭德怀批判时，批责他与黄克诚搞“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说彭黄是“父子关系”。这是彭德怀与黄克诚所不能容忍的。黄克诚在毛泽东面前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
面对一些人的指责与攻击，彭德怀也对他与黄克诚的关系作过一些申述，他说与黄克诚相识这么长时间，但从没有向中央推荐过黄克诚担任任何职务。到1953年，他在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两个月中，党中央调黄克诚担任了总后勤部部长，后来较长时间同在总部工作，他同黄克诚接触自然比较多，但这种接触，绝大多数是研究工作，或讨论问题。若说关系不同于其他同志，主要是他俩“在工作上的相互信赖，彼此讲话随随便便，言词也不讲究，彼此并不挑剔”。彭德怀说：“我不愿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黄谈过多次，他认为我提这些问题不对，而且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不要再提了。平日工作繁琐，我有时发脾气时，他当面替我圆汤，背后对我有所规劝或批评。在日常工作中，他的意见一般我是比较注意或采纳得比较多些。但是我同他在工作中并不是没有争论的，而是有争论的，不过争论过后也就算了，彼此并没有什么计较。”
庐山会议后，他俩未能见面，但相互关怀之情却无法切断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们二人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从此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但友情与关怀却永远无法切断。黄克诚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1965年，当彭德怀被派往四川时，黄克诚也被分配到山西省当了副省长。当他去高平县帮助农民抗旱时，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想起1940年同彭德怀一起在那里商谈反摩擦的情景，吟咏《江城子》词一首·题为《怀念彭总》--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文化大革命中，他俩同遭厄运，被“监护”在同一个院落里，虽然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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