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1903.6.2－1976.1.31)原名冯福春。浙江义乌人。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日语，1926年开始翻译日本、苏联的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专著。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结识了鲁迅，编辑出版《萌芽》月刊，并与鲁迅共同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底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1937年回家乡，创作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1941年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被囚510天)、徐市集中营(被囚123天)。1942年11月下旬被营救出狱。1943年到重庆，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1951年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54年后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又被关进牛棚。1976年患肺癌去世。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

　　1941年1月初，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随即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共恶浪，反动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爱国进步人士。这时，在金华城里一家报社工作的朱姓青年出于义愤，将1月25日金华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写信告诉冯雪峰。不料这封信在邮电局被国民党宪兵查获，宪兵逮捕了这个姓朱的进步青年，又顺藤摸瓜，于2月26日到浙江义乌神坛村逮捕了冯雪峰。由于那青年信上写的是冯雪峰的原名冯福春，因此国民党特务宪兵，仅只知道抓的是冯雪春，而不知道冯福春就是共产党要人冯雪峰。

　　随后，冯雪峰先后在江西省上饶集中营和福建省建阳徐市集中营被关押了633天。在狱中，冯雪峰在身体患上重症情况下，一面以亲身经历，向狱中战友宣传红军长征的史事；一面想方设法营救狱中的新四军难友；一面撰写出大量的歌颂红军长征及方志敏等烈士英雄事迹的诗歌，鼓舞难友与敌人作不懈的斗争。1942年11月，冯雪峰被党组织和革命难友成功营救出狱。

　　冯雪峰的出狱，主要得力于郭静唐的帮助。冯雪峰在1967年写的自传中说:“郭静唐在集中营里自始至终帮助我最大。”他是冯雪峰1922年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要好同学。在上饶集中营期间，同监狱难友郭静唐听说冯雪峰患上“回归热”，生命垂危，他就解囊相助，通过外面的关系买了十几盒六○六针剂，这是医治“回归热”的特效药，正是靠这种特效药将冯雪峰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942年3月，郭静唐的妻子请到国民党上层要人作保，使得郭静唐意外获释。然而，他并没有立即离开他早就盼望离开的集中营，而是想办法将冯雪峰救出。6月15日，当集中营队伍从石塘继续往闽北开拔时，郭静唐在公路边等了很久，终于等到冯雪峰拖着病体过来，告诉他自己获释之事，并低声对他说:“你放心，不把你弄出去治病，我决不离开福建！”

　　郭静唐跟随集中营一起迁涉，经崇安到了建阳。集中营定驻在建阳徐市镇，他则在建阳县城找了家客栈住下，为把冯雪峰保释出来治病，他经过多方活动未果，于是，他返回浙江老家找到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请他出面保释从浙江被捕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冯雪峰。黄绍竑碍于情面，答应帮忙。与此同时，1942年3月，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文化人时，特意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得知冯被捕，他当即与陈云同志商定，通知周恩来和董必武，请他们设法营救。董必武找到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胡秋原先生，请他帮助。胡秋原打电话给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要求保释冯雪峰。由于冯雪峰被捕时用的是冯福春的化名，因此，在狱中没有找到冯雪峰，故营救未获成功。

　　1942年11月初，郭静唐再次来到福建省建阳县徐市，带着黄绍竑的信件去办冯雪峰的出狱手续。郭静唐找到特务头子张超交涉，张超提出“还要多找个人担保”，他便去《前线日报》社找到时任《前线日报》总编辑并兼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国际问题顾问的宦乡帮忙。此人思想进步，富有爱国激情，与郭静唐的一位朋友交往深厚。宦乡听说要为左翼著名进步作家冯雪峰“保外就医”，当即很爽快地表示愿意担保，说他可以承担有关责任。两个人一商量，便联合具名写了张将冯雪峰“保外就医”的保结。

　　张超在这张宦乡和郭静唐共同署名的具保书上，签字同意“交保外出治病，期限三个月”，并特别注明:“三个月后病愈不回，唯保人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