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他撰写了20多篇文章。其中在有关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的文章中，明确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的重要观点，认为没有农民的参加，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26年8月间，他又在广州，带病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演讲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就在这篇演讲里，他提出了“必须要重视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的观点。他还提出了耕地农有、武装农民、农民参加政权、剥夺买办地主阶级政权等方面的具体主张。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恰好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相吻合。斯大林在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领导中国革命使之能够取得胜利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把千百万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而成为他们的领袖，革命事业就不可能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于1927年3月中旬到达武汉，在了解了党内在对待农民运动的分歧意见后郑重对他说:“目前，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毛泽东则不同，他针对我们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1927年1月亲自到湖南农村，作了32天的实地调查，写出了针对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痛斥了我们党内一切怀疑、否认农民运动的错误论调，大加赞赏农民运动，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瞿秋白显得异常气愤:“毛泽东的这份调查报告，在湖南省委机关周刊《战士》上首先刊登了部分章节，对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可是，在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寄到中央后，陈独秀、彭述之却不准在《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

　　羊牧之生前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的深夜里，他已经熟睡了。瞿秋白开会一回来就叫醒了他说:“我已看过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调查报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篇好文章。”瞿秋白说后就交代他要单独刊印成小册子。羊牧之因当夜睡眼惺忪，一时未能弄清楚单独刊印的原由，出于是老乡熟人，他就去找住在楼上的瞿秋白，欲问个明白。谁知瞿秋白却问羊牧之有否看过这篇调查报告？还未来得及阅看的羊牧之脱口回答说:“只是翻了一下。”瞿秋白听了羊牧之的回答，显得很不满意。他严肃地说:“这不行，我们部里的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来中央的报告文章，都要认真地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说着，他站起来:“只是翻了一下，我们旧衙门里的‘师爷’！”看到瞿秋白对自己的好友和部属这样严肃的批评，站在一旁的杨之华感到不服气。她接过瞿秋白的话头说:“牧之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几下，你抓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我看啊，你才是摆出了旧衙门的官僚架子来了。”杨之华这一插话，使得3人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羊牧之说:“瞿秋白看到了党在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已经发展到非常危险的境况了，必须要及时纠正，所以他急着要赶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羊牧之记得，瞿秋白为了使党内外的同志都能够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他还特别在4月11日的深夜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笔者找到的序言是这样写的:“‘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惰农、痞子……’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称毛泽东、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

　　羊牧之在上世纪90年代还回忆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瞿秋白所写的序言，在瞿秋白对我交办后，我就郑重交给了一位熟悉党的出版机构武汉长江书局的负责同志，是这位负责同志去办理了赶排出版单行本的事宜。”出版后的单行本，其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一时间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印好不久，恰好杨之华从上海来到了武汉。谁知她刚见到瞿秋白，瞿秋白便从抽屉里拿出了几本书来，认真地对她说:“你要冷静下来，不要被革命高潮冲昏头脑。”说着，又特别拿起了《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本小册子对杨之华说:“人人应该读几遍，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你要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算是我在武汉给你的见面礼。”

　　关于这本《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说，这篇调查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