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陈列馆里，有一枚仿制的印章，印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这枚仿制的印章包含着一个故事。

　　据资料记载，这枚印章最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首任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执掌。1933年8月林伯渠接任财政人民委员后，便由林伯渠执掌。1934年10月，林伯渠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二纵队，随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了长征，这枚印章也随他转战各地。在行军途中，林伯渠没有财政人民委员的本职工作可做，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及红军总供给部部长。这两项职务的首要职责是为红军筹集、运输和分配粮食，保障部队供给。

　　经了解，1935年9月，红军进入川北和甘南交界处的藏族地区，林伯渠在筹粮工作中，十分注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此前在黑水附近的侧格，他曾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总政治部通过后，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这里的番人系沿用旧说泛指藏民。

　　《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时，才允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麦子的数量要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个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款……

　　有一天，林伯渠正带领工作人员在甘南迭部县藏族卓尼杨土司的世袭领地——下迭部的崔谷仓筹粮时，遇到了多次寻访而未果的粮仓看守巴保的妻子。原来巴保因不了解红军是怎样的一支军队，闻风便躲了。但他又不放心粮仓，担心粮仓被抢，于是打发妻子回来看看情况。他的妻子回来后，先是远远地观察，她看见一个年老的戴眼镜的红军在粮仓里办事，说话、待人都很和气，便大着胆子走上前去。当老红军——林伯渠得知她就是粮仓看守人的妻子之后，连忙通过翻译告诉她，红军要向他们借粮的事情。林伯渠当晚给她写下了一张借粮字据，并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那枚财政人民委员的印章，在字据上盖上了大印。不料巴保的妻子为向丈夫交差，也为了使丈夫免受土司的责罚，她趁林伯渠只注意招呼分粮，未注意印章的机会，将这个圆坨坨的东西偷偷揣进怀里。9月12日，林伯渠在迭部的俄界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因军情紧急，匆匆随军离开了当地，根本无暇追究那枚印章的下落。

　　粮仓看守巴保的妻子不识字，根本没拿那张林伯渠出具的借据当回事，像头人一样也不相信红军会有借有还，过后不久就把借据丢失了。那枚印章因为是偷来的，出于心虚，一直到去世，她都不敢对人说起这件事情，印章也就不知去向了。1988年，卡告村的村民安告在修整房屋时，无意中在屋梁上发现挂着一个羊皮小口袋，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一枚印章。这枚印章就是当年林伯渠在粮仓中遗失的那枚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