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关于五四运动的领袖是谁，是一位还是几位，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实际上，领导五四运动的不止陈独秀一个人——

　　五四运动的领袖是谁，是一位还是几位，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毛泽东在1942、1945年先后两次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文革”刚结束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五四运动回忆录》一书中，则只承认李大钊是领袖，对其他人一律采取否定的态度。再过十年，即五四运动70周年时，人们的认识逐渐接近历史。在当年举行的“纪念蔡元培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应同是五四运动的领袖。这一认识很重要，但散见于一些文章中，缺乏系统论述。时至今日，五四运动过去近百年，关于五四运动领袖问题，我想把它作为一个重要历史问题提出来，还历史本来面目，确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五四运动“四大领袖”的历史地位。

　　四大领袖在五四运动时期，各有贡献

　　四大领袖在五四运动时期，各有贡献，展现了我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五彩缤纷的历史景观。现依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顺序分叙于后。

　　蔡元培 他的突出贡献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与保护，并提出了著名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在这一方针下，他首先集中力量改造旧北大，把它建成科学与民主的阵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特别重要的是，上述方针为北大开启了一片自由天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想、流派，可以在北大自由地传播，民主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趁机发展起来。蔡元培支持李大钊在北大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设宣传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课程与讲座，使马克思主义首次在中国大地上发芽、生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北大；没有新北大就没有五四运动，即使有也不知要推迟多少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导人之一许德珩回忆说：在这个运动中，蔡元培先生“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指导者，简直是实际上的行动者。”

　　陈独秀 五四时期陈独秀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几乎无人不知。其一，这和他主编《新青年》有关。《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舆论阵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革命青年的向导，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二是在他的呼喊倡导下，民主与科学成了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与运动主调，影响极其深远。其三是他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既深刻又尖锐，是当时的人无谁可比拟的。

　　正因为如此，一大批进步青年都团结在陈独秀周围，纷纷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一些革命青年甚至还直接与陈独秀和《新青年》联系，争取支持，并仿效《新青年》在各地创社团、办刊物，形成一股庞大的全国新文化力量。较有名的为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杂志等。他们都以陈独秀为领袖，以《新青年》作向导。如1919年3月，恽代英等致函《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确如毛泽东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胡适 五四时期的胡适几乎与陈独秀齐名，常被人们简称为“陈胡”，其地位与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胡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最大贡献就是积极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他的倡议得到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支持与并力提倡，随之，“文学革命”的口号风行全国。“文学革命”的最大功绩是把文学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还原给广大平民百姓，使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接受了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提高了认识水平与思想觉悟，使新文化运动很快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李大钊 如果说蔡、陈、胡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起领导作用的话，那么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则是李大钊与陈独秀了。李在运动中的主要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宣传，使中国人开始从进化论史观中走出来，以唯物史观武装自己。这便从根本上扭转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即中国革命由此转向了社会主义范畴，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如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杨贤江、张闻天、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骨干作用。李大钊还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促进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为随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这些伟大功绩，炳彪史册，是任何其他“五四”领袖都无法比拟的。

　　四大领袖的领袖作用、影响与感召力主要体现在思想精神方面

　　五四运动“四大领袖”，主要是指思想领袖或曰精神领袖而言。他们的领袖作用、影响与感召力主要体现在思想精神方面。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潮有四大类：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民主主义的旗子蔡元培高举着。五四时期，民主主义运动在南方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受挫而暂处低潮中。在北方，民主主义却有上升之势。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民主主义运动。蔡元培本来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主与自由。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他多以教育家身份出现，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民主教育实践中。在近代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总是以社会主义为盟友。蔡与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也欢迎十月革命，同情社会主义，甚至在五四运动中还高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使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民主主义的旗子亦更加鲜艳夺目。

　　社会主义大旗由李大钊高擎着。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关于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革命观大转折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都追寻民主主义，向往西方资本主义。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强权击败公理，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这时正值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布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人们的视线转向俄国，转向了社会主义，不少先进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于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地兴起了一股不小的社会主义思潮，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不抵抗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社会主义等，五花八门。这些思潮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与关注，但也搅乱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批判了各种改良型社会主义，纠正或扭转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比如，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搞阶级斗争的疑虑，李大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径”；社会主义建立后，阶级斗争即将“熄灭”，而代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社会。在李大钊看来，协合、友谊、互助、博爱，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和谐社会。在李大钊有关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从而扩大了社会主义队伍，增强了社会主义力量，保证了五四运动的胜利及其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激进主义的代表是陈独秀。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激进主义不同。近代的激进主义是包括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内的革命主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特别猛烈，常被称为是一员“闯将”。当然，这种激进主义在实际运行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偏激，以感情代替理性，说了一些过头话，如他在批判旧道德时，一概否定为“奴隶道德”；反对旧文学，一律斥之为“贵族文学”；在对比中西文化时，认为中华民族一切都是“卑劣”的，西洋民族一切都是“高尚”的，主张“欧化”；等等。当然，这些言论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也是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之词，也有一些“重病需猛药”之意。

　　自由主义的旗手是胡适。胡适自称“我们是爱自由的人”。他提倡自由、崇拜自由，认为“自由主义运动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的运动。他把自由提到相当高度，几乎达到自由就是一切，一切为了自由的程度，陷入自由拜物教的迷雾中。他把争取自由与提倡个性解放与女子解放联系在一起，严厉谴责社会对个性的摧残、限制其自由发展的罪恶，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能迷失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知识女性在胡适女子解放、女子自立的号召下，纷纷走出封建家庭，走上社会，争做与男子一样的“自立”新人。胡适等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后来的革命战争时期，企图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追寻所谓第三条道路（或称“中间路线），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但其多数最后都抛弃了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四大领袖的一大特点，就是“和而不同”

　　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太容易了。”这里，李大钊指出了两点，一是他们“颜色相同”，一是“许多主张不同”。这集中反映在四大领袖的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