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言及的五四运动的时空范畴具有更深广的含义：指的是从1915年至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和现代政治、社会活动，其突出的标志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事件。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审视。

    作为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言及的五四运动的时空范畴具有更深广的含义：指的是从1915年至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和现代政治、社会活动，其突出的标志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事件。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审视。

    新式知识精英群体走上中国社会舞台

    在中国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历程中，参与其中的知识群体主要有三类：旧式仕绅文人、洋务派仕绅文人、新式知识群体。最初阶段，旧式文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个别人士出于传统的家国忧患意识，开始了对西方世界的零星的探知，从而提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天下观，但其人数稀少，识见受限，因而对现代化实践的影响有限；从1860年代开始，经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难，从传统的仕绅文人中进化出洋务派仕绅文人群体，这一知识群体最大的贡献就是举办近代工商、军事实业；新式知识群体在洋务时期开始萌生，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接受过新式教育，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文化价值，并积极主张以之来改造中国。这个群体主要以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生以及辛亥前后的留美学生群体为主，同时也包括晚清以后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后设立新式学校里的受教育群体。这些人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也是1919年5月反日爱国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这个新的知识群体起初主要是以个体的身份零星地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当中，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自然有限。通过新文化运动和反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的社会运动，这个新式知识群体精英整体地、主动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舞台上，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巨大的力量，这充分展现了他们改造中国的主动意识、集体意识。因为他们的存在，“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近代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证明，后发现代化国家如果没有整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其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古代中国向来只有国家天下、华夷之观念，只知道有皇帝、官府，而不知晓有民族国家。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国家非天下、政府非朝廷、民族非臣民、中国非世界。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义和团运动，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打击下，中国人的民族自觉、自尊意识被刺醒；在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和现实政治图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群体逐渐地感受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1915年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使得中国知识群体的民族国家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巴黎和会上列强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要求予以满足的做法使得这些接受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知识群体终于忍无可忍，最终以火山爆发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意识的形成对于后来中国的民族独立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如果没有以它为前提，那么后来中国遇到日本全面侵华的空前民族危机，就不可能坚持下来，就有可能既亡国又亡天下。国共两党为何能够在那种困境中坚定不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具有浓厚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对现代化的探索不断深入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探索需要从器物、制度转到文化层次。诚然，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最终要取决于文化的转型。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其政治运动也是在近代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下而自然发酵出来的。如果没有巴黎和会，可能没有5月4日的行动，但是已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不会熄灭，这场文化运动也不是纯文学的、纯艺术的、纯思想的，而必然反映到社会层面、政治层面。从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现代化最终成功的根源，是近代中国现代化曲折发展的历史对近代思想先驱们启迪的结果，是从深层次思考中国现代化路径的理性判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当时中国现代化蹒跚不前的状态下无可奈何的举动。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提倡文学革命，还是提倡思想启蒙，无论是提倡社会风俗变革，还是主张个性自由，都触及了西学东渐下的中国文化改造命题。这一命题虽然由于中国社会实践主题的迅速转换而被忽视，但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归宿却绕不开它。所以，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每当中国现代化发展遇到坎坷时，我们总是想到“五四”。“五四”的这种从文化更新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终极路径的方法是其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它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也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