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自幼聪慧好学，在父亲创办的明光小学和初中读书，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录取，1932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他在学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全家奔赴延安，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9年，时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的汪道涵重返家乡，发展和建立了嘉山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共自来桥支部，点燃起家乡抗日的烽火。家乡人民尊敬他、信赖他，都自觉地承担起支持和保护的义务。他鼓励儿时好友张厚民参加革命，争取到一支地方武装，组织起了第一支抗日游击队。二弟汪干也在这支游击队里，当初全家奔赴延安，在兄弟中做出最大牺牲的就数二弟了。为了不连累大家，他的一双儿女被送进了西安育婴堂。这支游击队组成后，坚持开展武装抗日活动，后被改编为新四军二师第三营，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争取另一支地方武装，组织第二支抗日游击队时，汪道涵与在省立第五临时中学高中毕业的女青年戴夕珂相遇。受汪道涵影响，戴夕珂从此参加革命。俩人志同道合结为夫妻。次年，长子在抗日烽火中降生。(发妻戴夕珂生前任中共中央工业部巡视员，1965年因病去世，时年47岁。长子汪致远，北京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军中将军衔)1940年3月中旬，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汪道涵被任命为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汪道涵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故乡，留下了许多血与火的故事……

　　1959年，时任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汪道涵收到嘉山县人民委员会的一封信。信是写给父亲汪雨相的。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拟编写地方志予以记载。请老人帮助回忆一下嘉山县设县的原因及嘉山县当时的历史情况。接到家乡的来信后，他一直在回忆与思索之中。可81岁的他，长期患有高血压病，眼花头晕已不能执笔，汪道涵决定和父亲一起，共同为家乡编修县志尽心尽力。汪道涵抽出晚上时间，记述父亲回忆的家乡的历史。嘉山县原是盱眙、定远、滁县、来安四县的边缘地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除池河两岸是河滩平地之外，大部是山区。山峦起伏成为土匪的藏身地。他们在不同时期隐现消长，变化不一，但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着。1932年，在百姓的吁请声中，正式设立嘉山县。县境内多山，主峰是老嘉山、中嘉山、小嘉山，遂以嘉山命名。设县时，各邻县都不愿多划土地，因此县域较小。人口只八、九万人。“最近看到安徽省的分县地图中的嘉山图，觉得根据天然形势和经济区所划界限就合理得多了”汪雨相不无感慨地说。父子两人齐心协力，通宵达旦，历经月余，拟就两篇史料文章。一篇是嘉山县设县的原因，记述了设置原因、县城为什么设在三界镇、县名嘉山之由来、行政区划及建县后的主要主持人情况等；一篇是嘉山县当时的历史情况，涉及到氏族的形成和分化、地租与高利贷、苛捐杂税、地主与土匪武装、商业中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抗日救亡活动等多项内容。汪道涵按父亲的口气给嘉山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写回信。信中写道:“编史修志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承你们就过去的历史垂询，使我觉得荣幸而兴奋。在旧社会里编写志书，往往不是个人力所能及，而在新社会里，党关怀着人民，强调调查研究，总结历史工作定会成功……”已是凌晨一点了，虽然是连续写了几个小时，但篇篇文从字顺，句句言简意赅。

　　上世纪60年代初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嘉山县编修县志工作中断。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安定团结，经济健康发展，嘉山县修志机构于1982年秋得以成立。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闻之欣慰:“我预祝你们编写县志工作早日成功，如需要我做些什么，请速函告，当竭绵力以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国内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汪道涵1980年到任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上海面临一系列问题。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等一系列关于上海重大发展战略决策。他先行提出了浦东开发、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主张和意见，为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百忙中的汪道涵还抽出时间，应约撰写了《关于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始末》、《忆1940－1942年嘉山县政府几项主要工作》、《路东政权工作琐忆》等几篇文章充实县志内容，并挥毫为新编《嘉山县志》题写“继往开来”以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