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对武夷山自然资源保护的关注则表现出战略家的眼光。1978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的《情况反映》刊登了原福建农学院教授赵修复同志关于《保护闻名世界的崇安县生物资源》的呼吁，小平同志22日即批示：“请福建省委采取有力措施。”福建省委的同志面对小平同志的这一指示，心情十分激动，当时拨乱反正，全国有很多大事需要小平同志费神操劳，但小平同志却及时过问了武夷山的自然保护问题。正是这一过问，武夷山方面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1979年7月，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保护自然区，1987年3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999年被列入双遗产名录。 　　

    1984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为修复长城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一活动大大加快了长城的修复工作，而且使长城的修复从北京一地传递到河北老龙头、天津黄崖关、甘肃嘉峪关等地。 　　

           牢记伟人教导，做好遗产保护和发展 　　

    邓小平关于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一些评价和指示，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尤其是黄山谈话。中国这些文物古迹、自然风景以其鲜明的世界性、独特性、多样性、杰出性名列世界遗产，资源的高品位，决定了在遗产保护上要投大资、花大力气，也决定了它发展上的不可比拟性。中国的世界遗产单位，遵循小平同志的教导，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在保护和发展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中国的遗产保护也得到了联合国官员和中外游客的认同和赞誉。 　　

    中国的世界遗产在保护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一是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全国性的《文物法》、《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以及地方性的法规，如《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黄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等。二是建立相应的管理组织，各个世界遗产单位都建立了规格较高的行政管理机构。三是积极扩大保护世界遗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妥善处理保护世界遗产和发展经济的关系，重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科研和教育工作，各级政府对保护世界遗产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黄山的保护经验曾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为“有许多做法都是实际工作中的创举，应推广到全世界其他遗产地学习和借鉴”，长城、苏州园林、安徽西递村、泰山、峨眉山、武夷山等地的保护工作也受到世界遗产专家的好评。现在各地申报世界遗产的积极性很高，形成了一股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这些工作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认可。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召开，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保护与发展世界遗产工作的充分肯定。对于违反世界遗产保护的做法，中国政府都积极及时地予以纠正，张家界曾花费上亿元拆除与环境不协调的建筑，迁出景区内的居民。 　　

    中国的世界遗产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是令人瞩目的。国家旅游局1999年曾对首批4A级景区的经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当时27家世界遗产单位除北京故宫、山西平遥、云南丽江古城和皖南古村落未进入外，其余23家均是4A级景区。遗产类4A级景区在自然类、文物类、主题类景区经营指标的比较中，平均游客规模为167万人次，平均入境游客18万人次，均居首位。23个遗产单位中超过100万人次接待量的有17家，最多的颐和园达624万人次，最少的西藏大昭寺也有100万人次。在收入达亿元的31个景区中，遗产类景区有8家，武夷山为7.47亿元，位居榜首，最少的十三陵也有1.38亿元。在年利润3000万元之以上的27家中，有遗产单位7家，黄山为1.0975亿元，九寨沟为3013万元。在上缴税费1000万元以上的31个4A景区中，遗产类有11个，从青城山的1200万元到黄山的5816万元。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保护世界遗产工作有待与时俱进地得到加强和改进。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保护世界遗产的意义和作用认识有待提高，遗产保护的监管体制和利益格局有待进一步调整。少数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的倾向和超容量利用及过度开发等问题，世界遗产建设和管理相关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以及宣传普及等工作还有待深入。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既是落实邓小平同志指示的需要，也是我国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要站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站在谋中华民族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高度，站在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高度，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当前利益与永续利用的关系。首先要加强保护世界遗产的法制建设，明确各级各有关方面的责任，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投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强化科学管理的现代遗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其次要加强世界遗产的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和教育宣传。最后是要交流、借鉴保护世界遗产的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世界遗产组织的联系，并在其中充分发挥我们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