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叫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他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他不愿意。他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道不同，不与为谋。”军长找陈小鲁谈话：“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却坚持要走。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了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曾对他说：欢迎他到证监会工作，他也谢绝了。

　　陈小鲁虽然是元帅的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活跃的、颇具号召力的“孩子头”，但他却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我一直认为，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文革”结束后，他还下了一个决心：不再讲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转业，之后下海，在商海里涉足过多个领域。他相信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一个人归根结底，要靠自己。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北京青年报》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