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了为天安门绘制毛主席像的任务后，周令钊立即开始构思、打腹稿。与前两次画毛主席像不同，这一次画像前，他有机会见了毛泽东本人。

    周:那时候刚解放，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去看苏联马戏团的马戏，毛主席也来了，大家起来热烈鼓掌，他就坐在观众席前几排那里。他是从后面进来的，看得清清楚楚。

    在周令钊的眼中，那时的毛泽东很亲切很随和。接到为天安门绘制毛主席像的任务后，周令钊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一组备选照片里挑选了他最欣赏的一张作为绘画的摹本。

    周:多少年了，照片是我挑的，还是领导指定的？我记得拿给我不止这一张照片。我就欣赏这张戴八角帽、领子敞开的照片。交代下来的时候没有说要用哪张照片。我记得底下还要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专门交代的写红字。

    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像高6米，宽4.6米，要绘制这么巨幅的画像，当时由于条件简陋，周令钊面对的困难不少。

    周:在天安门悬挂的毛主席像是第一张，也没经验。首先要考虑这张像要挂到城墙上头，用布去绷的话风一吹就会动，结果就用铁皮钉上去了。

    周令钊说，那时没有那么大一整张的铁皮，作画用的铁皮是拼接而成的。他采用打格放大的办法，把小照片中的毛泽东形象，绘制成了巨幅的人像。作画时，周令钊登上一个三层的脚手架，像盖房子一样高空作业。

    周:要去刻画毛主席的形象，就会想到他的诗、文啊，都非常好，可称作“革命浪漫诗人”，所以我画像的时候，心里都是怀着这么一个印象。他说湖南话的时候嘴角有点特别。所以我画嘴角的时候，就注意刻画一下，用笔也不多，面积也不大，与别人的像就不一样。那就是他的特色。

    三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为了保持常新，每年都要更换一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天安门城楼巨幅毛主席像经历了周令钊、张振仕、王国栋以及葛小光四代画家之手。创作这种巨幅的人像，在作画的时候，其实画家是看不到作品的全貌的，要凭着经验和感觉来进行创作。在1949年9月，周令钊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升降机、望远镜等现代化设备，所以他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在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的两个多星期里，周令钊夫妇每天自备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就上了天安门，一画就是一整天。1949年9月30日，周令钊夫妇按期完成了毛主席像的绘制任务，聂荣臻是第一个前来观看画像效果的领导。

    周: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就上到我这里来看这个像画得怎么样了。他一看，说:画得还可以，也像，气质也符合。但是聂荣臻又说:过一天是开国大典，这是一个很隆重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还是应该扣着的好，他就提了这么个意见。

    周令钊说，当时聂荣臻的态度非常和善，他提的意见也很有道理。周令钊用手中的画笔，很快就将毛主席像上的风纪扣扣上了。完成任务后，他们夫妇俩就放心地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参加开国大典。让周令钊没想到的是，夜里他又被人叫了起来。

    周:我已经睡觉了，他们又来找我说:还没完呢。领导看完后认为底下那五个字还是不要的好，得赶快涂掉。那时候我们住在五老胡同，就赶到天安门，天安门的聚光灯已经都对准这个像了。像已经都挂到天安门上头了。后来我听钟灵说:像拿到中南海，好像是领导同志都认为不要写这五个字。这样我再到天安门，想用梯子，可梯子没有这么高的。于是就把梯子绑起来，搭在天安门城楼上头。我手上拿着桶和画笔爬上去。梯子软得很，一颤一颤的，尤其这底下城门洞是空的，总觉得很不踏实，要有恐高症的人还干不了。

    周令钊将画像底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遮盖完毕，天也快亮了，这一夜他们夫妇几乎没怎么合眼。10月1日下午，周令钊参加了开国大典。站在广场东侧，他从远处审视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

    周:我还急于在广场上看像不像，在广场上看的效果如何。一看，还可以，旁边的人也都说不错，这样，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四

    在周令钊的美术设计生涯当中，其中的一项作品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项作品就是人民币。周令钊参与了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而从1950年周令钊参与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开始，到1985年第四套人民币定案，周令钊说，每套人民币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周令钊说，1950年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中央给的大原则是要设计中国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那时，他跑遍全国到处临摹写生，收集传统图案和纹样，最终设计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第二套人民币。在第二套人民币10元的设计草图上，周令钊曾经画上了毛主席像，但这个方案却被毛泽东本人否定了。

    周:我们初始设计钞票的时候，就想到要把毛主席的头像放上去。我画那个效果图的时候，上面就画着毛主席像。但是到后来，毛主席自己不让摆。毛主席说:要在钞票上出现了自己的像，应该是百年之后。他说一个人盖棺论定之前，要进入钞票是不合适的。

    1955年3月，第二套人民币正式发行，周令钊说，在第二套人民币中曾经发行过面值为3元的纸币，那时，这种面值的纸币还曾经拿到苏联去印制。

    周:那时候我们的设备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人口多，发行钞票量大，印不过来了，那时苏联是“老大哥”，所以我们就交给苏联去制版。

    中国的人民币设计图要在苏联的工厂制版，很快，周令钊就发现，一些问题浮现出来。

    周:那时候我们保密工作做得很厉害，什么都保密，还进行保密教育。苏联更保密，我们到那里去，他们接待我们，就在他们印刷厂的办公室，他们的厂长、书记接待我们，不让我们进车间。我们的目标是想进到他们的车间，看看他们是怎么生产、怎么制版的，想学一学。他们制版，一个月才做出来，我们约定时间到他们办公室，他们拿样子来，我们一看，有好几处不对路，就指出来，他们拿回去，又得做一个月，拿回来我们一看，还是有几个地方不对路。这么反复几个月过去了，到头来也做不出我们要求的样子。

    几经磨合，苏联的印钞厂终于将3元的人民币制版成功。但是让周令钊料想不到的是，又有新的更严重的问题产生了。

    周:后来做出来给了我们。我们勉强带回来，又发生了问题，中苏关系进入低潮了。原版在苏联那里，你不知道他做了多少版。将来他们要印一些版，走私到我们这里来，那还得了？所以后来这个版就作废了。

    周令钊说，由苏联印刷的3元人民币，在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就做了作废处理。不久之后，3元的人民币在市面上停止了流通。周令钊比较满意他参与设计的第二套和第四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产生在特定历史时期，设计上受到的制约比较多。

    周:第二套选用革命历史题材，有延安宝塔山，有江西大革命时期的桥，有天安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第三套，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里头有拖拉机、火车头、车床。第三套那些装饰都是农作物、经济作物，比如棉花什么的。第四套呢，各民族大团结。

    在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领导人的头像。周令钊说，这是因为要增发百元大钞，原有的设计方案已经不够用了，他们就只好另辟蹊径。

    周:这是完整的一套，工农兵知识分子打头。各个民族，人口越多，就越摆在前面，按人口数排下去。那个时候市面上需要有100元面额的。这是中央提出来的，要加一张100元的，这100元的又设计个什么呢？民族已经上去了，工农兵也上去了，还搞什么？还有什么头像啊？我们这小组就研究了:只能把国家领导请出来。那个时候，毛主席、朱德、周总理、刘少奇都已去世了，我就想用这四位伟人的头像，作为100元钞票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