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对于今年已经89岁的画家周令钊来讲,更是特别值得纪念。在这一年里,在三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当中,周令钊三画毛主席像,并且成为了第一位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像的画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令钊参与了人民币等多项重要设计任务。
一
1949年7月1日,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家里,一场婚礼正在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国立艺专的青年教师周令钊和他的学生陈若菊。7月1日是周令钊夫妇为结婚专门挑选的好日子,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天,本该前来道贺的宾客,却有许多人都没来。
周令钊(以下简称周):在家里,徐悲鸿布置好了喜庆的地方,还在面包房定了一个三层塔式的蛋糕。徐悲鸿证婚,那天真是一个好日子。但是这天是“七一”,毛主席在先农坛开会作报告。我们全校的年轻一点的老师、同学——我们那天要请的客人,都到先农坛去参加这个盛会去了。
1949年毛泽东在先农坛的“七一”报告,把本该参加周令钊婚礼的宾客吸引过去了。在徐悲鸿的安排下,留下来参加婚礼的以老教授居多。就在一年以前,周令钊应徐悲鸿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平任教。在这一年里,周令钊除了授课之外,还在业余时间创作美术作品,宣传发动群众,准备迎接北平解放。1949年1月,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周令钊画了他生平第一幅毛主席像。
周:那时心里想:早点进城啊,解放军早点来啊。慢慢听到消息说解放军快要进城了,我们就出城去接解放军。那时候我画第一个毛主席像,现在你们看到电视里头的解放军进城,前面一个卡车,上面有毛主席像,有朱德的像。那时候是侯一民邀的我到新华社,在那儿画的。那是我第一次画毛主席像。我画的毛主席,侯一民画的朱德。
解放军进城后,周令钊在铁狮子胡同第一次看见解放军,他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周令钊说,那时整个北平城都发生了变化。
周:刚才还是冷冷清清的,一下子那就热火朝天了。解放军一进城以后啊,大家都动起来了,我们美院搞美术的事就多了:进城的时候、第一次团代会、第一次学代会……那时候没有人民大会堂,都是借用中央美院的礼堂。那时任弼时来主持会,朱老总也来主持会,我们都见到了。在美院举行团代会、学代会,会场就交给我们去设计、布置,日程排得满满的。
1949年3月,周令钊接到了一次重要的会场布置任务。4月1日,国共和谈即将在六国饭店举行,周令钊奉命布置会场,他第二次画了毛主席像。
周:国共和谈就在六国饭店举行。那时候北京有两个大饭店,一个是北京饭店,一个就是六国饭店。有关人找到美院,美院就要我去了。我带我们实用美术系这一班,解放以后的第一班,就是陈若菊在的这一班。我们就去布置会场。南京来的代表,由张治中牵头,还有邵力子、黄绍竑,还有好多人。我们这边是周总理主持,也是有好几个人。我设计会场,正面,主席坐的这个地方,那墙上就挂一个毛主席像。两边一边四个柱头,共八个柱头,就布置“和平八项条件”。我画的毛主席像,不是彩色的,是黑白的,画得很精细。我当然尽心地画,也是用的这个照片——戴八角帽、面露笑容,特别把毛主席笑的感觉画出来。背景用大红,当时开会没有现在的灯光这么亮,灯光淡一点,红底子、黑白像,显得很亮堂。会开完了之后,组织会议的人告诉我说:大家对我的会场布置,还有毛主席像非常满意。后来人家问我说:你们美术学院还有油画系,还有那么多油画家,天安门开国大典的毛主席像怎么选了你来画呢?我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说那可能跟那个黑白颜色的毛主席像有点关系吧。
二
周令钊说,其实他每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几乎人家都要问他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为什么人家会找到你来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呢?周令钊自己说,他其实也挺纳闷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重要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设计任务都会找到他的头上。他记得那是1949年9月的一天,北平国立艺专的党委书记江丰通知他,让他为开国大典绘制一幅毛主席像。江丰还特别叮嘱他说,那是个光荣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去完成。
周:天安门城楼两侧“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中间的毛主席像,上面的国徽,都是统一安排的。什么事找谁,都事先研究好了。然后通过本单位的院办、党委会决定派谁,这样一来,为画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就到学校找江丰,江丰是党委书记,找徐院长,确定下来了。江丰就通知我。
在周令钊的记忆中,他接受过的多项设计任务,都是由学校党委书记江丰通知的。为什么每次都找到他,被问得多了,周令钊自己有时也琢磨这个问题。
周:钞票设计也找到我,邮票也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投标。国徽设计我也参加,青年团的团旗也是我设计的,少先队的队旗也是我画的,那时候得通过组织。但是这些任务怎么都到我这儿来的呢?我想: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人少,也没这么多事,所以就比较集中了;还有,你要是搞得顺手就都来找你,还省事些,还有些把握。我那个时候不挑三拣四,本身还是画画的。那些我设计的东西,我把它作为光荣的任务,你找到我来,我不推辞,我一定好好地完成它,而且我自己还爱画,爱写生风景,爱画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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