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独立认知，源自他从一开始就明白国家组建光大与中信的出发点：在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国有企业群体之外，中信没有长安街大道可走，需要去尝试别人没有走过的“煤渣胡同”；在已经被其他国有企业分走的行业领域之外，光大负责拾遗补缺。

　　“中信、光大创办的时候，国家只是指了一个方向，让你开拓创新，但具体怎么做，要你自己领悟。”顶着外汇体制、贸易体制的限制，孔丹亲历了光大从对外贸易到产业投资再到金融服务业的多元化成长。

　　孔丹乐于用来论证中信集团市场化一面的一个例子是中信集团不借助国家投入，独立改造中信银行。2003年中信银行面临改制之时，积累了300亿元不良资产，其中拨备和核销需要200亿元。当时的市场背景是，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并在随后各自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过程中也得到大量的资金注入。

　　中信银行本有向国家求助的机会。但时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孔丹与当时的董事长王军的判断是：当时的中信银行资产质量不佳，如果求助于其他机构来填补资金缺口，则不得不低价出让股权，“三钱卖两钱”；但如果自行融通资金解决问题后再引资，就可以“三钱卖五钱、甚至卖十钱”。

　　就在中信集团即将迎来30周年庆时，2008年秋天爆发的中信泰富（中信集团在港上市的联营机构）炒汇巨亏事件，呛了中信和孔丹一大口。“全球金融危机刚爆发时，我曾经跟很多外国人说，中信集团是比以前强壮，但是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像你们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承受数十亿美元损失的程度。好，话音未落，来了，账面亏损20亿美元以上。”孔丹说，“连前任王军董事长都说，这是中信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挑战。”

　　中信集团决定出手一救。孔丹主持在某周末紧急开了一天的会，决定中信集团融资15亿美元，以每股8港元入股中信泰富，持股比例从29%增到57%，变成它的绝对控股股东；同时，把87亿美元的澳元期货交易中的2/3接到中信集团里。每澳元在0.7美元以上的损失，由中信泰富自己承担，跌到0.7美元以下的损失，中信集团承担。

　　孔丹坦承，他本人跟集团总经理常振明，因为这个拯救方案承担了很大压力。但是实际上当时孔丹们几乎别无选择，“如果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整个中信泰富和中信集团对外的信用、信誉肯定丧失。”

　　现在中信泰富的股价已回升到20港元以上，澳元也早止跌回升。孔丹总结：“这就是人努力，天帮忙。”

　　时至今日，孔丹开始更多地考虑收拢战线，他希望“巨无霸”有所调整，做到“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30年来，中信发展到目前状态，逐渐走向各个领域，呈现了某种发散过程。而现在我们更需要加大集中力度，加强我们的资源配置和管控能力。”他说。孔丹希望在他任上，中信过于庞杂的多元化现状能得以改善。

　　（摘自2009年10月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