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集团新任董事长孔丹

　　“这也是荣毅仁先生当年的办公室，没变过。”62岁的孔丹从硕大的办公桌背后绕出来，大步流星地迈向我们。北京京城大厦8层的中信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里，除了诸如与导师吴敬琏和与几位国内国际的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外，几乎找不到张扬主人个性的陈设。

　　他的父亲母亲

　　孔丹父亲孔原，1925年入党，曾任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在解放前长期从事白区和隐蔽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关总署第一任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央调查部部长、总参顾问等职；母亲许明则是周恩来亲自培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

　　孔丹受的教育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为国家事业去献身的理想典型，在整个学生时代，他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他是北京四中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1965年以全国第一批中学生身份入党，这对我的一生都非常重要。

　　在陕北延长插了四年队，他也没有觉得苦。虽然吃不太饱，但那是一个很好的跟人民群众接触的机会。这在平常是不可能的。现在回过头看，这是代价，也是收获。“我们这一代人的顽强精神、与人民沟通的能力、和人民的息息相关的感觉、感受，都是在这个上山下乡经历中得到了好处。”

　　1975年，孔丹回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负责翻译一些外文资料，由此积攒了对宏观经济的兴趣。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成为吴敬琏的开门弟子。为了通过入学体检，他拒绝在入学前做治疗胃穿孔手术。
 
　　国企、民企观

　　1984年，孔丹放弃安稳的仕途，谢绝导师吴敬琏让他回到理论界的邀请，不顾朋友“前途未卜”的劝阻，加入组建不满一年的光大集团。

　　在父亲多年从事外事工作时，孔丹就对一些出于政治需要的对外经贸活动耳濡目染，而1979年成立的中信、1983年成立的光大，是中国以对外技术、设备引进为起点的市场化尝试，这种有别于传统体制的、全新形式的企业唤起了孔丹的创新冲动。

　　到1984年面临选择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适合从政的人。当时他要去光大，有朋友就跟他说：“你去那个地方前途未卜，看不清楚啊。走仕途呢，只要努力认真，你孔丹也不像会犯什么错误的人，你就总可以按部就班的一步步发展。”

　　但孔丹觉得去光大这样的机构是一个走不同于传统的、探索新型道路的机会。他想要尝试一下。

　　“小平同志非常清楚，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一批老工商业者能发挥作用，他们曾经是民族资本家，曾经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商海里面经历过。小平同志借鉴他们的声望、经验、能力、知识，要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为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做一种尝试。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孔丹说。

　　从创新意义上说，光大、中信跟百年前的招商局这样的官商机构似可类比。清末实际上是闭关锁国的一种状态，整个国家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完全不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夕，也是这么一种封闭的状态，缺乏真正的对外交流，经济、文化、思想，都相当封闭。从这个角度看，中信和光大也具有当时招商局式的开拓性，堪称百年尝试。

　　他认为，国企就是挑大梁的，承担的责任关系国家经济命脉；而民企，“那是我们的兄弟。”当被问到怎么看待在经济危机后呈现出来的“国进民退”现象、民营企业成长的体制时，孔丹表示：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要珍惜中国经济现在特有的机遇。民企应该谋求适合自己发展特点的领域。我心中从来没有看低过民营企业，只是觉得他们应该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探讨其空间。比如说加工业能够大量的吸收劳动力，很多服务领域也需要大量的人力，这么多人就业以后，才能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民企有顽强的生命力，风生水起已蔚成半壁江山，应该也可以与国企各领风骚，还可以以资本纽带与国企联接。

　　在市场里学习“游泳”

　　跟孔丹强烈的精英意识貌似形成矛盾的是，他又本能地回避他所执掌的企业的国有身份所能提供的便利，而返身去追求更独立、更市场化的存在。这在他2000年加入中信集团后展露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