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1”在“文革”中，以“苏联间谍”之名受到迫害，高毅既是“间谍”，又是“反党集团”首脑之子；既“要为老子翻案”，同时自己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多重身份，势必受到的打击更大、更重。

　　但实际上并没有。宋丽达说，“因为我们是在工厂，和工人在一起，工友们对我们特别友善。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跑到我的窗子前说，丽达，他们这是欺负人，你不能死啊，告诉高毅，要挺住，记住我的话，我们支持你。”

　　“在陕西，大家都明白过去的事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是这种支持才使我活下来。我爸爸后来从哈尔滨调到济南市政府任秘书长。‘文革’中天安门上唯一的大字报就是揭发我父亲的，说他是高岗的亲戚，是苏联的克格勃。还派人来审问我。幸亏我爸爸在苏联搞的是日本情报，所以只被关进秦城监狱，关了三年，1971年放出来，恢复原职。”

　　审查人员拿高毅没办法，就逼着宋丽达开口，被审查急了，宋丽达说不干了，我要回家。宋丽达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苏联，母亲写来信说在苏联都给他们找好工作了。上面答复说你回去可以，但高毅不能走，他是高干子弟，哪儿都不能去。

　　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涉，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同学们一个个官至总理、部长、将军，他只做了个普通技术员。1979年经中央领导批示，才调回北京，在北京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最后，他以一个高级工程师身份离职休养。

　　平淡的晚年生活

　　高毅的“4821”同学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仍保持着兄弟姐妹一样的友谊，不尊不鄙。老同学聚在一起，是高毅最开心的时刻。

　　除了老同学聚会，高毅平时很少出门，“电视就是他的命。”宋丽达说，“常跟他说游泳的好处，我们院子里就有游泳池，怎么叫他，他都不去，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

　　受高岗的影响，与高毅一起留苏的表哥江明也没有施展他的所学，命运也多坎坷。现在，只身一人的江明也80多岁了，常到表弟这儿发发牢骚。高毅也是只听不说，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微笑。

　　高毅说：“过去的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在国内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批被送到苏联的孩子，有了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也很知足。”

　　当年与高毅一同前往苏联的6个孩子有3个没得到善终，陈小达因工作、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26岁卧轨身亡；刘允斌在“文革”中不堪凌辱，42岁时也卧轨自杀；孙维世则被送进监狱，活活打死，年仅47岁。“比起这些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高毅说。

　　高毅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从北京市科委退休；小女儿在外地工作。看电视时，高毅就特别留意那个城市的天气，与女儿通电话时，高毅总会提醒她注意冷暖，给她一份他自己不曾享受的父爱。